生活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话匣子topic · 于褚

    当今生活中的黑色幽默就是多。前两年有人问我对“超女”的看法，我让他去问计生部门。对方不解，我说“超女”不就是超生的妇女吗？对方说这够得上黑色幽默了。其实我是真的老土，对“超女”的理解尽在于此了，即使算是幽默也不过无意中黑色了一把。

    而有些黑色幽默似乎并非是无意的。一位科技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新皮鞋掉底了，他感觉不祥，便找到当地 “神算”，果然算出来新鞋掉底寓意“露底”，将有噩运。于是在检察机关传讯期间，这位书记兼局长大人主动交待收受贿赂10余万元事实，被认定为自首，得以从轻处罚。这倒颇有意思：作为党的书记闹迷信，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而他若不闹迷信则不会去自首，迷信在自首这件事上来说又是正确的。不正确的举动引出了正确的结果，那么书记们是该闹迷信还是不该闹呢？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从轻处罚了。无怪乎某市纪检出台新政策，自首的贪官一律从轻发落，于是就有人以身作则，上缴受贿的10万元，退出100万的企业股份，果然也就从轻处理。不过相信还会有不去自首的，因为他要算这笔账：自首固然从轻发落，而不自首也许还永远不为人知呢；可不自首一旦事发要罪加一等，那么还是自首的来得便宜吧；真要去自首了，想想自首虽然能从轻，也是担了罪名，不如不自首又不为人知，总还是无罪一身轻的好；但万一事发从重处理，则又不如早自首了……

    这令人想起了那部著名的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小说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凡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时，对自身的安危所表现出的关切，是大脑的理性活动过程。在战斗中如果一个飞行员疯了，可以获准停止飞行；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停止飞行的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这种要求，他就不可能是疯子，因为凡是想逃脱作战任务的人，绝对是头脑正常的，所以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于是便出现了如下悖论：某人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飞行。

    所以我们行事总须认真推算一番，以免落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记得鲁迅曾提到某人的大愿──现在称之为愿景──是：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这愿景追求的是在竞争最少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资源，解决人生两大基本需求：食与色。然而问题在于，生产要素都被别人掌控，竞争者同时又是资源提供者，竞争最少造成了资源最少，结果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这愿景没算这笔账：大饼解决食，姑娘解决色；卖大饼的若是男性，对姑娘来说，食与色的资源都在卖大饼的手里，还要你第三者干什么？卖大饼的若是女性，她同样掌握着食与色的资源，那位好看的姑娘不免岌岌可危了。若要在竞争最少的前提下垄断资源，最佳设计应该是：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卖大饼的好看的姑娘。

    用时髦些的话讲，这是个博弈过程。不过这博弈实在太累，如果什么事都要先摆弄一番“囚徒困境模式”而后行，大饼和姑娘早就落入别人囊中了。后来我受学术论文的启发，发现还有更便捷的方法：提炼“关键词”。只要关键词找准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一夜》，开始我始终搞不明白这歌曲唱的是什么。后来我就采取了提炼关键词的方法，将这歌曲中的关键词排列出来：

    老北京/不敢在午夜问路/出征的归人/北方的狼族/穿着腐蚀的铁衣/等待了千年为何城门还不开 / ONE NIGHT IN BEIJING

    上述关键词令我豁然开朗，这首歌唱的是：八国联军。或许就是赛金花唱给瓦德西的，也未可知呢。

 

网球的礼仪

体育漫谈sport · 郑和平

    或许没有人能够想到，仅仅短短的几年时间，曾经的“宫廷”和“皇家”网球，就已经步入寻常百姓家庭。伴随各项顶级网球赛事的登陆和引进，如何欣赏网球比赛，融入其中，尽情享受高水平网球比赛所带来的视觉盛宴，也成为大众的热门话题。

    “李娜又吼球迷了！”这是去年北京奥运期间中国金花李娜与俄罗斯红粉萨芬娜进行的一场半决赛之后，各大媒体与网站推出的热门新闻。当时的情形是，正当李娜集中精神准备一击致命的时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也因为心情激动而大声呐喊起来，突如其来的喊声干扰了李娜，那记扣杀出界，李娜反而被萨芬娜破发。打完这一分后，又气又恼的李娜冲着看台用英语怒吼了一声“shut up（闭嘴）”以示不满而引起轩然大波。

    而引起这些风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观众对于网球规则及其礼仪知识的缺失和不足。正如一位曾参与奥运会网球比赛执法的西班牙籍裁判曾委婉地表达的那样，前来观看比赛的中国观众热情的确很高，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了解网球的规则。在李娜和萨芬娜的比赛结束之后，一些外国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的时候，就特地提出，正是李娜的主场观众“过分”热情，阻碍了她前进的脚步。也就在同一场比赛中，由于中国观众对于萨芬娜双误的“喝彩”，让她在两盘的比赛中居然送出了12记双误。

    那么，在欣赏和观看网球比赛时，到底有哪些礼仪与规则呢？

    网球赛场首先需要的是安静的观众秩序。进入网球赛场后，要关闭手机或者将铃声调成振动，不得大声喧哗，照相机不得使用闪光灯。即使选手的比赛打得再精彩，也不能在任何时间随意鼓掌喝彩，一定要等一个球死球之后再鼓掌或者喝彩。鼓掌的时间也要适可而止，如果现场迟迟不能安静下来，选手就不会发球或者向裁判提出抗议。

    网球比赛的进场颇有讲究。比赛中，在单数局时双方球员需要换边并进行短暂的休息，但第1局结束后球员只换边而不能坐下休息，所以这时一般不允许外场观众进场。在3、5、7等单数局或一盘结束后，观众需在引导员的帮助下尽快入座。如果在比赛开始时仍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应该就地坐下，在下一次球员换边时再找，此时是不应该站起来回走动的。整个比赛过程中，观众想去洗手间或者买水等，最好在选手进行90秒休息的时候走动，如果下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应该在一个球成为死球的时候再回到座位上。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选手会把球打到观众席上，如果捡到后千万不要将球留给自己做纪念，而应该主动归还。去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中，就出现了一位由于观众不懂网球规则欲把选手打到观众席上的网球留作纪念，造成比赛的中断。同时，捡到球后，要等到死球状况即一分结束后，方可扔入场内。

    年龄太小的孩子不宜去赛场。去年奥运郑洁和晏紫对阵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娃和萨芬娜那场比赛，由于现场一度出现孩子哭闹的情况，主裁判只好暂停比赛。

    事实上，绅士一样的网球赛场礼仪和规则，简单而明了。喜欢网球的你，只要抽出一点时间，了解和掌握网球赛方面的礼仪与规则，你便会像这项运动那样优雅。网球赛场的安静与足球场上的狂热喧闹并无二致，只是各自规律不同、特点不同。作为一名观众，唯一能做的，就是了解并尊重各项运动规律，这就是有关观众体育道德的最高礼仪和境界。

 

那些桑树

城里城外emotion · 施美方

    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湖州，曾是有名的“丝绸之府”，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养蚕。真没想到，近期一次归家，发现原本遍村都是的桑树已不知何时被砍得所剩无几了。原来小镇上曾繁盛至极的茧站，今天倒闭了，偌大的一个茧站只留下了一个看守大门的老人，院里竟长满了野草，让人伤感至极。

    仅仅几年时间，“桑田”竟真的成“沧海”了。

    还记得小时候，家乡一派蚕乡风情：明净的鱼塘、葱茏的桑基、忙碌的蚕房。家乡人就利用这个自然环境，基面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塘底的淤泥又挖到桑基上做肥料，真正是桑壮、鱼肥、蚕茧丰收。蚕、桑、鱼三种互不相关的农作物，结成一条不断循环的生产链条，互相依存，共同生长。我的童年，桑基鱼塘也曾是经常玩耍的乐园。暮春的桑果更是童年最大的期盼。当紫色的桑果送进嘴里，软软的、甜甜的，稍一咬，汁水就流出来，流进嘴里，满口生津，似乎天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桑果好吃。

    听父母说，由于近年来蚕丝市场不好，连带着就茧价跌得让人心寒，国家也没什么扶植政策，经济效益远没有卖地或发展工业来得高；另外附近的空气和水受到了污染，影响了蚕茧的收成。所以大家伙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白白辛苦了。

    “春天赋予的，理应无保留地交还给春天”。这是一首咏桑树诗句，桑林已经砍掉了，我无语，而心中还是默默地祈愿丝绸业有重放光彩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又可以闻到一排排油绿的桑树散发出的那一阵阵迷人的清香。    （建行浙江省湖州南浔支行）

 

旧著相赠情更增

聊书斋chatting · 韦泱

    将自己写的书，分赠同道友朋，是文人的嗜好，亦是友情的象征。而我乐此不疲的，是将作者本人的旧著还赠作者，这常常引出耐人寻味的文坛佳话，且雅意绵绵。

    平时去旧书店闲逛，看到我熟悉并喜爱的作家早期著作，便将它们一一收留，更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书香。一日，突发奇想，时下签名本亦成收藏热点，我何不将这些千觅万寻淘来的旧著，寄给作者本人，请他们签上名，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真巧手头有绿原先生的两种著译，即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希望社出版的诗集《童话》，一九五二年在武汉出版的《苏联作家谈创作》。我与绿原有过一面之缘。那年《诗刊》社在张家港开会，会后一些诗人从上海中转。我去虹桥机场接送。在机场候车时，我与绿原有过简短的交谈。出租车来了，交谈便暂告段落。绿原与曾卓上车去了天钥桥路何满子先生家。我转身送李小雨去上海火车站，我们在一家面馆用了简餐后，小雨就坐当晚的火车回京。嗣后，我写了《邂逅绿原》一文。如此，我与绿原不算陌生。于是，说干就干，将绿原的两册旧著寄往北京。过不多日子，收到邮件，打开一观，是绿原寄还已签名的《童话》，我心中纳闷：怎么只寄还一册呢？又过两天，收到绿原女儿何方的来信，说“《童话》已寄出，《苏联作家谈创作》家中无书，父亲想再留几天阅读一下”。我赶紧去信，表示“此书不必寄还，请绿原先生留用，我常去旧书店，还有碰见的机会”。我想，绿原在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历经磨难，家中书籍、书信都洗劫一空，连他自己的著译都没法得以保存。由此我对绿原多了一层理解与敬意。这么想着，我又淘得一九五O年由海燕书店出版，绿原翻译的凡尔哈仑诗剧《黎明》，我首先想到的是，绿原未必有此书，赶紧寄给绿原，并附信说：“此书您如没有，请留用。如已有，烦请签名寄我留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绿原立即以新著《寻芳草集》回赠我。

    有一年我到南京公干，抽空与《开卷》主编董宁文去拜望翻译家杨苡先生，并带去杨苡的译作《俄罗斯性格》，以及杨苡丈夫，已故诗人兼翻译家赵瑞蕻一九五二年的译作《土库曼的春天》，请杨苡先生一并签名。其时杨老正因脚伤养病，坐在轮椅上握笔题签，令我深感不安。回到上海，就接到宁文兄电话，说杨苡想留下《土库曼的春天》，只是那天不好意思开口。我当即表示送给杨老，并立马将书寄往南京。据杨苡说，因家中无《土库曼的春天》一书，所以在编辑《赵瑞蕻纪念文集》时，亦漏编了。杨苡的女儿赵蘅特为寄来她的专著《拾回的欧洲画页》，并附信道：“韦泱先生：对你如此慷慨赠送我父亲的译著惊喜又感谢，奉上我的拙书一本，以表心迹”。

    草婴先生是我深怀敬意的翻译家，文革中被迫下放劳动，不幸压碎胸骨，差点被死神召去。凭着巨大毅力，终于起死回生。四十年代中期，草婴在塔斯社《时代》周刊担任俄文翻译，向国内读者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以及苏德战况等。解放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草婴在五十年代初的译作失散不少。这几年，又陆续找回一些。由此翻译家兼诗人吴钧陶先生托我去旧书店时，亦帮草婴找找他的旧译。这样，我与草婴先生得以相识，可以说，亦是书为媒。我先后找到了五十年代初草婴译作《拖拉机站站长与农艺师》《美国无产阶级近况》。而且幸运的是，由时代出版社于一九五О年出版的《美国无产阶级近况》，一册尚且难遇，我竟然先后淘得两册，便将一册奉赠草婴，另一册请他题签，真是皆大欢喜也。

    曾以写作出版《不死的王孝和》《早霞短笛》等闻名的老作家柯蓝先生，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过，并是上海劳动出版社和《劳动报》负责人。我淘得他出版于一九五O年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一书，寄给寓居深圳的柯蓝签名。不料柯老很快驰来一函，恳切地说：“见到此书如见阔别故人，怦然心动。我手边亦无此书，前时出版的六卷本《柯蓝文集》也无法收入。惟有一点私心，不知可否割爱，让我留下此书”。我回信说不用寄还我了。亦是戏剧性的巧事，在我寄出那本书后，又在旧书店见到同一版本的书，因已有，便未予注意。当柯老提出要此书时，我猛然想起，马上骑车赶往这家旧书店。嗨，此书还好好地在书柜上躺着。正等着我呢！这让我不可思议，实在是缘分使然。

    我曾淘得散文家徐开垒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芝巷村的人们》，扉页上有作者的签名：“师陀先生，指正，开垒”。我想请徐老在此书上为我签个名，徐老却希望留下此书，另赠我一册《家在文缘村》，并立刻为我签名，我自然十分乐意。

    老诗人廖晓帆四十年代就开始翻译舒柏特歌曲，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舒倍尔脱》歌曲集，可他一直没有找到过这册自己的旧作。我找到后先得而复失，继而又失而复得，实在充满戏剧性。我将此书相赠诗人，廖老即赠我上下册《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留作纪念。

    那次在香港淘旧书，意外得到香港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丰子恺先生的《绘画与文学》，以及靳以小说集《远天的冰雪》。回沪后，我将两书分别交给他们的女儿丰一吟与章洁思。因为她们正在搜集、研究父辈的作品，更需要这些书。

    眼下，不用说民国版的旧书难见踪影。即使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文学版本书籍，亦已半个多世纪，因存量十分稀少而日显珍贵，其在旧书店亦价格不菲。我爱书，尤其是爱我所尊敬的前辈作家写的书。但是，我又常常思考，我拥有这些作家的旧著，并不是去垄断这些资料，而是应该让旧书留给比我更需要它的人，发挥更大的效应，这是旧书最好的归宿。

    有道是：同是天下爱书人，旧著相赠情更增。

 

邓小平对股票的特殊支持方式

天白说story · 俞天白

    当然，哥德森敢于做出这一预言，因为他来访之前，我们中央已经对这只证券柜台表示了热情的支持态度，表态的人，就是邓小平！

    那是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来华访问，他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他感到无上荣幸，并将他们交易所成员的一枚证章赠送给邓小平，说：“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您戴上它，就可以在我们金融大厦里通行无阻了”，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也许出于“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中国古训，他当即请陈慕华回赠了一张上海发行的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股票，这张浅绿色的股票，股数为1，编号为05743。

    其实，小平同志早就在关注上海南京西路静安寺旁边这间小小证券买卖柜台，也早在琢磨哪个适当机会，助柜台一把。要不，他怎么早就做了准备，要求全国各地提供新近发行的股票供他选择备用呢？

    约翰·范尔霖为自己能够成为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做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的西方金融家而欣喜不已。但他既关心股票转让、赠予的种种规范，更关心利用这个机会捕捉商机，所以一接过这张股票，先审视股票权利人部位图画似的那三个文字，认真地问：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一听不是他，立刻说，属于我的股票，就不能是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去办理过户手续！

    世界上最大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就这样和当时被一些人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的经理见了面。

    那是1986年11月23日，约翰·范尔霖偕同夫人，率领包括一名副总裁和负责公关的一名总经理一行，加上翻译和一大群来自国内外新闻记者，由时任央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浩浩荡荡的来到这只证券柜台。范尔霖怎么也没料到这个交易所会小到这程度。当黄贵显不安地连说太简陋了的时候，范尔霖却自有他独特审视眼光，而是满口的肯定和热情的称赞：“很好啊，瞧，还有电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参加交易的人要遭受日晒雨淋，比你们现在的条件差得多啦！瞧，我就乐意参加你们交易！”……然后奉上那张绿色的小飞乐股票，要求过户。

    黄贵显感受得到，这是约翰·范尔霖的肺腑之言，但他更能感受到，北京中南海通过这一双手、这一行客人、这一张股票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他为党中央和邓小平的良苦用心感奋不已。他当即为他过了户，在这张股票上，恭恭正正地写上了这样一串洋名：John·Phelan JR。同时给了范尔霖一本“息折”。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这是一本跟随股票流通，证明股票“身份”的小本子，是为了确保执行黄贵显自立的“军令状”，在股票交易流通中不被假冒、不搞投机倒把而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一本“息折”的编号为3742，过户的实际时间，却是1986年11月16日，就是邓小平赠送的那一天。

    现在，范尔霖将这张股票和这份息折，和邓小平接见他，以及黄贵显在静安证券柜台接待他们参观时的大幅照片，一起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那间颇具气派的陈列馆的最显要地位，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永久见证。

 

瞬间moment ·日本精细化管理

图片、文字／江浩

每个垃圾桶，至少要有4种文字。

超市门口的垃圾桶，不但分类详细，还有图文并茂的使用指南。

   

瞬间征稿

    “瞬间”想通过图片方式，忠实纪录建设银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和变迁。内容：网点、服务手段、产品以及各种细节的变化。表现形式：单张、组图皆可，最好是新旧对比的图片；黑白、彩色亦可。

    来稿注明“瞬间”征稿，邮箱：kehuban.zh@ccb.com。

    截稿时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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