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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到来我们将干些什么？
话匣子topic · 于褚
到一个什么国际花园去看朋友，小区门口的牌子上写道是“社会车辆禁止入内”。我不明其义，驱车径入，而保安眼睁睁看着，却也不加干涉。我想那保安是明白的，“社会”车辆禁止入内，我既然入内了，则不是反社会就是黑社会的，他没胆量禁止。假使禁止，我就要他解释“社会”的涵义，说不定还搬出“主义”来扣他一帽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关于“社会”的确切定义，国际上学者们犹且莫衷一是，而我们已经应用于“禁止入内”了，可见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其实很强的，只是不遑深入考证。我早说过，有心考证的话，屈原实为男子跳水运动的创始人，曹娥投江乃女子跳水运动之滥觞（双人跳水则要记在娥皇女英帐下，而填海的精卫也有可能是尼德兰人始祖）。就连爱滋病这个词，大约也是我们祖宗首创的，“余既爱兹水之清”，六七百年前刘伯温就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既然有“千言万语知虚实，留与苍生作证盟”的《烧饼歌》，预知一下爱滋病也在情理之中。
不必妄自菲薄，谁能比谁高到哪儿去？和洋人打仗的清朝官员说，洋鬼子没有膝盖，用竹竿把他捅趴下就站不起来。这话我们自己拿来当笑柄。其实当时的洋人又怎么样？雨果似乎算明白的，因为他说过那段著名的话：“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他也发过这般高论：“中国人没有墓地。当一个人死后，人们就把他抬走；一个巫师走在棺材前面，巫师停在哪儿，死人就葬在哪儿，哪怕是在路中央。这个简单的细节就足以维持中国的现状。道路堵塞，行车困难，一个难以进入的国家。”这堂堂大文豪对中国的了解，实在与清廷官员对洋人的了解不分轩轾。
了解别人不易，了解自己更难。一直盛传数千年前玛雅人的预言，2012年的
曾经有过这样的假设：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们将干些什么？除了什么也不干，静候大限到来者，大约还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设法推迟末日的到来，哪怕希望微乎其微；一种却是想开了，在大限到来之前抓紧干平时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末日虽然尚未到来，而危机感早已弥漫。我想拍大片大声疾呼的选择是前者，我们的危机意识其实不比他们差，只是在选择上有所差别，这就产生了肆无忌惮的掠取、占有、瓜分、挥霍。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道德强制，却没来得及建立哲学意义上及价值观层面的利他动机和责任意识，一旦道德强制不复存在，末日的疯狂便淹没了责任和义务，体面和尊严。这使我们在3月5号这一天要慨叹雷锋少了，雷人多了；为人民服务的少了，为人民币服务的多了；扶老奶奶的少了，扶小二奶的多了；在日记中记上街做好事的少了，记上床做爱的多了。于是末日感进而增强。
当然需要声明，我在这里绝没有批评在允许的时间内燃放花炮的意思，若是我花钱买了许多花炮，也一定赶在禁放之前放完。
一闭一睁 十年过去了
体育漫谈sport · 公孙欠谀
南斯拉夫经典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
中国足球的这些问题，是所有人都看见了的，十年前就反过一次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彻底清理干净，因为对面站着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中间有足球管理官员，有俱乐部高层，有裁判集团，有球员群体，还有赌博公司。他们纠结在一起，力量足够强大。要整肃中国足球，就要打跨整个利益群体，要彻底换汤换药，足球这一锅汤，里面漂满了老鼠屎，即使没有老鼠屎，也是一锅馊汤，不如倒掉重来。
今天的这个形势，死去的人是不能看见了，也就是说，龚建平同志是不能看见了，他估计也没有预见到日后的事情，就像他没有预见到“主动交代，死路一条”一样！在十年前的那场中国足球反腐秀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主动出来走台的明星，本以为会“前浪推后浪”，哪知是“回头不见有后浪，自己死在沙滩上！”本来就是做秀，谁让你当真了，结果他“OUT啦”！其他人“PASS啦”！诺大一个管理层，个个都是根红苗壮？诺大一个裁判队伍，个个都是廉洁奉公？诺大一个行贿集体（当时有几家俱乐部承认行贿裁判），个个都是“良妇被逼”？这些东西都禁不起推敲，中国足球早就是病入膏肓，早就是千穿百孔。俗话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足球，一点都不错！试想，如果只有龚建平受贿，那么，庞大的行贿集体把行贿的钱给了谁？全给龚建平了吗？这好比每个酒家生意都很好，但来吃饭的人都是“龚建平”！龚建平的胃口有那么大吗？龚建平的面子有那么大吗？显然，还有其他人，当时也查过，包括陆俊，但下面呢？下面没有了。有人送钱，有人收钱，都承认了，收钱的人进去了，后来死了，送钱的人没事，一脸无辜。死了的人是“后悔死的！”一屋子小偷，就抓了他一个，叫小偷抓贼，叫强盗追响马，叫主席台去抓前三排，顺手在门口抓一个来做个样子，交差了事。于是，眼睛一闭一睁，十年过去了，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继续“流浓流水”，一锅馊汤还在！
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惊诧中国足球成绩出不来，污七八糟的事却能登峰造极，中国吃足球饭的人还真的不缺人才，职业化改革十多年，踢球没有成职业，赌球的、弄虚做假的、行贿受贿的却成了职业，赛场没有得到规范，钱场却规范了。现在这个结果，神州鱼烂，不可收拾。
一是自己屁股上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还有什么？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这三条。”
用前人说的话，来看今天的中国足球，话虽糙点，但道理不糙，就是这三条：要么屁股上有屎，要么搞圈子，要么软弱无能。这样一个长期处理不下去的烂摊子，如果不彻底“手术”，眼睛一闭一睁，再过十年，还是这个鸟样！
这个时代，遇见卡佛
聊书斋chatting · 山风
雷蒙德.卡佛，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著有《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大教堂》等，他被认为是美国八十年代后短篇小说复兴的最大功臣。
卡佛最被经常拿来比较的文豪是海明威，但是卡佛自己却这样说到：“卡佛与海明威之间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卡佛与契柯夫之间的相似程度。”因为，二者都把所有温暖的、硬朗的、讽刺的……等等等等的目光投向了底层人民。
卡佛生前曾被这样反复追问——你写的全是蓝领阶层，中下层人物，总是面对着生活的危机，这是不是你自己生活的写照？对此，卡佛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是美国六七十年代中下层人民的张张鲜活面孔，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目标和令人艳羡的功成名就，陪伴他们的是失业、破产、酗酒，离异，爱情无奈地不断远去，亲情异常冷漠而无益。命运彷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欲挣脱而不得——这是无数个书中人，也是卡佛自身的真实写照。
回望卡佛短短49年的人生，出身贫寒，半世流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过过优渥的生活，曾经因为酗酒而接近死亡，一生两次破产、一次婚变。无论放诸怎样的时代与地域，都是坎坷与曲折的代名词。而恰恰是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赋予卡佛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写作技巧，也为他带来无数文学领域的褒奖与荣耀。
这样一个拥有如此绚烂成绩的伟大作家，终于以缓慢的步调走向中国读者，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时代，走向了一个相似的交叉点。正如苏童所说，卡佛的书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情，更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心情。因此，在一个可以读懂卡佛的年代，是读者的幸事，却是时代的悲哀。
很多人会认为将卡佛笔下的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当今中国这样的盛世华年能扯上关系，多少带点臆断与悲观。但是，历史本身的断代规矩是不以外部假象为凭据的，真实的人民的群体感知才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最根本的依归。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卡佛极为吝啬的字里行间读出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同样的感慨。
在行文上奉行极简主义，与其一生的困苦相生相伴——你何曾见劳碌半生的父辈们一如鸡尾酒会上的绅士们那般滔滔不绝。如果现实无情地告诉你喧嚣的反抗不若沉默的接受，那还有谁会选择张牙舞爪的徒劳呢。当然卡佛的笔下也不乏那些所谓的成功者，可成功背后不同样掩藏着不安和颓唐，绝望与荒凉？这是人生的相同之处，也让更多的读者选择了与卡佛心意相通。
同时，从阅读角度来说，卡佛的极简将书本中的留白变得更大，让读者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同时为读写双方的互动提供更多的可能。你可以说，阅读卡佛的作品是一种不太愉悦的精神体验；你也可以将断章式的故事、模糊式的情节以及开放式的结尾当作是挑战作者写作意图和文章主旨的一次完美尝试。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尝试着解读：既然生活这样的荒凉和无望，卡佛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面无表情地呈现这样的人与事，不过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不能左右残酷的现实，我们甚至不能控制我们面对这些时该保有的情绪，但是无论表面光鲜的生活背后是怎样的虚幻与颓唐，我们都只能真实去拥抱。不是吗？
瞬间moment ·人间四月天·油菜花
四月的江西婺源，油菜花已经开的一片烂漫。油菜花田，特定季节中的“限量向往”。花田中踏青的游人，春风中卖粽子的大婶，还有田埂上和小柴狗“狭路相逢”的姐弟俩……人间四月天，每一朵花，每一张脸，都不可再生，无法复制。项光敬/图
清明节断想
城里城外emotion · 北未
清明节那天，一家人到老爸的墓地祭扫。我们将鲜花、水果、点心、纸莲花、“金元宝”等摆在老爸墓地前。待老弟点上香火，祭扫正式开始。轮到我时，双膝跪地，把一个个金元宝和冥钱送入面前的小火盆，轻声说：“爸，我们来看您了，老妈说她梦见您回家取衣服了，都开春了您怎么还冷啊？冬天我们一定给您多送些棉衣。爸，我们都挺好的，您甭惦记，您想我们了，就回来看看……”两年前，我也是这样送老爸最后一程的，那时就想，老爸比我大两轮，也属兔，24年后，我会不会也急着去那里找他？！
去“那里”，这是我自老爸走后常想的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要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因为人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生即死。“我为什么来？我如何去？”这是谁也摆脱不了的困惑。平时我们只关注生，却忽略了死。
只有在清明节，当生与死在同一天相逢，与已故的亲人对话，才能领悟生与死的时空转换。因为，他曾经是你的生，你又是他的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无穷尽也。于是，我们习惯在这个时刻追问生死。
老爸，你走了两年，我也近听天命之年。此刻，才觉得时间是那么急切，生的艰难与死的恐惧都已清晰可见，因为所有的生死都将穿越时间，因为没有人能躲过时间的眼睛。清明节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他有几千岁，看惯了世间的生死。它也有资格见证生死。
2010年这个清明节，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生本身就是我的价值，“好”与“不好”，皆是老天的安排，因为要达到世界的平衡，不能让每个人都好，或都不好，那就不平衡了，必须有“好”，也必须有“不好”。所以我的生是有价值的。
那么死呢？此时我突然重温起作家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中的一段话：
“他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于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经吹响。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从这里我看见，生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人和人连接成的整体，时间也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很小的一个瞬间，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我”依然有价值，依然受惠了。
回来的路上，看见许多人，像我们一样去祭扫，他们表情轻松，像是某个普通的回家的日子。（建行总行）
诚信：还“小”以本真
小处大文章（五）
小小说story · 俞天白
湖南桃江县是否因桃花江而得名，我没有深入考察，但是县名如县内的自然风光，一条桃花江，逶迤地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县城，每年阳春三月，千里桃花，夹岸缤纷，美色胜似桃花源，故有“山水美人窝，天下桃花江”的佳句。可惜，因为贫困，除了桃红，没有什么让桃江人自豪的东西，而更愧对桃江的，还因为贫困而来的诚信的丧失。或许，我们银行对贫困地区的缺乏信心，把长期贷款都给了具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愿意借贷给民营中小企业的银行，通常也是小意思，只是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这些企业只好将流动资金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来使用，为此衍生出很多问题。不知从哪年开始，这个县城的干部、群众，采取了报复手段：借到手的钱，索性就不还，而且形成了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什么人最牛？借钱人！“能够借到钱的人有本事，借了钱能够不还的人更有本事；借了钱不还，还能够继续借到钱的人，那就更有本事了！”
这种独特的评价人品的标准，日积月累，积成了一支“欠债大军”。
这支“大军”中，居然不少是行政、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人员。政府官员“越位”，“越”成了“逼贷”、“骗贷”的角色，而且成了固定形象。到2007年5月，欠银行贷款本息，竟相当于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臭名远播，成了武汉金融区“十大高风险区”。
本来富庶的桃江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市场经济的萌芽，给扼杀了，30多年过去了，贫困始终像个魔鬼跟随着他们。
2007年4月，有关领导部门，将一名在小字上做出了大文章的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楼副县长送到了桃江县来，做为期三年的挂职“拓荒”。
楼副县长“拓”的是什么“荒”？开始，他感到茫然，面对这支庞大的欠债大军，只觉得他们已经动摇了桃江的根本。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觉得必须让桃江县干部群众，看到属于“小”群体中的潜力，这潜力，就是在年深日久中缺失的那份诚信。
这是一场利益攻坚，是从“风险高地”到“信用高地”的攻坚！他首先抓干部。他请了省里一位经济专家和他一起来，请四百名中层干部接受一次市场经济成熟地区的“前沿模式”的教育，教这些干部，如何冲破陈旧的思想模式，使桃江县的优质资源形成最佳的组合。
这一次报告会，震撼了所有与会者。
他讲了什么，在这里似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来自浙中那个创造了经济奇迹，而有了“世界小商品之都”之称的地方，以他亲身经历的实例，说明了财富与诚信的关系，而这些财富，来自于一个“小”字，因为信奉了“借债必须还钱”这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道理，使弱小变成为富有与强大。
紧接着他召开了“全县金融工作大会”，以“清欠”为突破口，订了一份《桃江县创建金融生态实施方案》，县委领导带头，偿还欠款，开始了金融生态环境的创建历程。
这是一次集体寻找金融信用、呼唤商业诚信回归的历程。
只一年多时间，政府干部对欠款应归还的全部归还了，其中12人被金融机构起诉。政府机关公信力一旦回归，其影响不言自明。首先建立起来的是建信村镇银行。因联保制度的完善，使首批小额贷款的农户获益，潜在的市场很快被激活了，更多的农户相信通过金融渠道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难题是最佳的选择。要靠银行来解决，那就必须给银行以信用，让银行相信，我是最讲诚信的！
桃江县，就这样改变了面貌！最大的改变，当然是精神面貌：因为他们弱小，所以最珍惜人家的支持，所以也最讲诚信，以期继续获得支持。
就这么简单吗？是的。因为，这才是“小”字的本真！
温馨提示：本栏目将在上半年集中刊载《小处大文章》系列，《编辑部的故事》将在下半年继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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