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薛洁

    1984年，来自闽北贫困山区浦城县、18岁的陆金如，以南平地区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专业。一心想在刑法上有所建树的他，毕业后却按照家人的意愿，进入了“工作、收入都很稳定”的建行福州市分行，干起了与法律毫不沾边的工作。

    “那时，银行的法律意识很淡，突然来了个学法律的人，不知道派他干什么。”就这样，在到建行的前13年，陆金如先后在办公室、福州市分行营业部、福州六一支行等六七个岗位干过，当过办公室主任，也干过基层行长。在这些岗位上，他总是不自觉地比别人多了一双“法律的眼睛”，能随时发现、判断“哪些业务不合规，哪些有漏洞”。例如，他发现一些客户经理在做贷款业务时，并不清楚哪些物品可以拿来抵押，哪些不能抵押，有的竟把学校校舍和医院都当成抵押物，“这些公益财产法律上名文规定是不能作为抵押物的。”

    当陆金如在2001年在省分行法规室工作不久，就在二级分行法规部门建立了培训制度：每个月围绕一个业务问题，一项项进行排查、研讨，“就拿前面提到的贷款抵押物来说吧，当时全行有近三分之一的抵押物是有瑕疵的”，于是省分行法规室就制定了相关制度和具体的整改办法。

    “很多客户问我银行的法律部门是不是打官司，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理。”陆金如举了一个例子：08年，福建省分行法律合规部组织开发了一个格式合同管理信息系统，为什么要开发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因为基层行的一些客户经理填写贷款合同时，有的把利率填错了（把5%的利率写成10%），有的漏填（等于无息贷款），还有的把担保性质填错。使用这个系统后，客户经理如果不填利率、填错或者漏填，合同就出不去。“这就是事前防范。现在银行的新业务越来越多，事前防范做好了，与客户的法律纠纷自然就少了。”

    2009年3月，在省分行法律部门干7年之后，43岁的陆金如重新回到经营岗位——任福州广达支行行长。

    到新岗位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很有压力的事儿：由于广达支行没有完成上年度经营目标，按照省分行发展与费用相匹配的考核办法，许多干部的工资被省分行清算回去了。这样，支行就没敢把新一年的经营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匹配”来的费用也不多，即使新一年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当年也不会再有相关的激励费用。

    按照原定的目标做还是超越！这真是个两难的选择。陆金如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打破常规。他对员工讲：“假如按既定目标做，即使完成了，我们还是负班长（倒数第一）！因为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但一跟兄弟行比，我们的盘子越来越小。创新也好，发展也罢，循规蹈矩跟在别人后面肯定是不行的。”

    “员工辛辛苦苦跟我干了一年，收入上不去，我这个行长怎么交待！”到广达支行仅一个月，陆金如就营销存款四五千万，第二个月又有2个亿存款进账。接着又拿下了福建中医院等客户。最喜欢独处看书的他笑着坦言，“如果连着几天不去走访客户，心里就发慌。”他对下属下达了命令：“每个月必须带我见一个新客户！”

    “你是一个学法知法、制定规矩的人，会不会因为抢市场又丢了规矩？”陆金如停顿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件事：一次，他到福州某著名制药厂去营销，刚一落座厂长就表态：“我们不要贷款。”陆金如笑着答，“我不给你贷款。”然后与对方聊起了家常：“你们厂的‘胃德安’不错，我的胃痛病一犯就吃，吃了准好。”厂长一听挺高兴。“我们建行也有个好产品，叫‘旭日升’，收益是活期存款的4倍。”“真的吗？怎么没人跟我说呀？你们明天派一个的理财师到厂里给职工讲讲如何理财……”不久，厂长把自家十几万元的存折交给支行的客户经理打理。随后，制药厂也把账户开在了广达支行。

    “很多公司客户都是个人业务撬动的，所以我在支行推出了双客户经理制，规定对公客户经理定期要去网点营销个人客户，一个月去几次、营销几个客户，得多少奖励等等。这个制度不是我的发明，但我通过制度完善了它，这就是用制度规范创新，给大家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的话：在本栏目100多位人物专访中，陆金如已经是我们采访到的第14位基层行长了，而且也是我写的第二位北大毕业的基层行长。虽然这些基层行长们的个性、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会了与人打交道，把握住了人的心理根本需求：认可和需要。虽然他们在干着同样的工作，却散发着不同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