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江灏

    2008年，A股市场在经历了998到6124的暴涨之后扭头向下，一路狂泻，5000、4000、3000点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便先后被无情击穿。当几乎所有人都谈股色变的时候，曾国富却像猎人般耐心细致地寻找着自己的“猎物”。很快，他把目光转向到攀钢钢钒上。2008年5月，攀钢钢钒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拟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相关资产。“我计算过重组后攀钢钢钒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套利空间，可当时很多人认为此次重组不会成功，而且觉得购买其他股票反弹一次都能有这么多收益，所以就没有参与。我做过投资银行，认为重组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在那种弱势市场上，有百分之十几的空间也是很客观的。”当年下半年，曾国富果断“杀”入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在短短的3个月内，出现2次套利机会，每次每只股票都获利13-19%左右。那一年，沪深股指分别下跌65.39%和62.90%，而他管理的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基金却取得了4%的正收益。

    2009年6月，曾国富再度出手，这次他的目标是新和成和浙江医药，两家以生产维生素E、A等医药原料药为主的企业。从历史数据看，这种企业的股票普遍缺乏市场人气，因为其产品价格的大幅变化导致股价波动非常大。但他经过认真调研和仔细分析后发觉这个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和整合，已经逐渐从充分竞争转为垄断竞争的格局，产品价格的波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剧烈，而且维生素E的价格也在不断稳步上涨，于是大量买入，最多的时候这两只股票占到整个组合的11%左右。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和成和浙江医药的价格都从22元附近涨到了40元之上，近乎翻番。

    谈到上述两个案例的成功原因，曾国富的回答简单而独特：“坚持用绝对收益的心态来做投资。”

    从2002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面世以来，公募基金一直以追求相对收益为己任，基金经理们的首要目标是战胜业绩基准和同类型的其他基金，而不是能否获得正收益。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羊群效应”日趋明显，一只基金的加仓和减仓行为往往会引起其他基金跟进，这种行为在牛市里催生了大批高估值、高股价的股票，在熊市中则相互“多杀多”，加剧股指下跌的速度。更有媒体报道，在这种评判标准下，2008年跌幅高达40%的基金因为跑赢了基准而被称为取得了“好”的收成，而2009年涨幅超过六成的基金却未必称得上好基金，因为仍落后大盘近20个百分点。

    对此，曾国富坦言，如果抱着相对收益的心态来投资，经常会受到同行对市场判断的影响。“有时候明明看到市场已经走弱，但因为别的基金仓位都很高，你也不敢减仓减得太厉害，到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基金持有者。”

    基金投资主要有两种选股风格：一是基于周期判断的自上而下的行业轮动，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相比之下，曾国富更青睐后者，但他同时笑称自己不会和一只股票去谈恋爱，不会永远拿着一只股票不放手。“对于一个优秀企业的股票，我会持续关注它，但一定要等到价格低估的时候再去买入，高估的时候卖出，这样才能获得盈利。”从他管理的基金资料中，可以看到每个季度的前10大重仓股都有部分股票发生了变化。

    曾国富即将担任一只红利概念基金的基金经理，在欧美成熟市场，股息红利是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并获得投资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者衡量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而A股上市公司的分红率一直都比较低，而且非常不稳定，在2005年达到最低值。但是从2006年开始，分红率开始大幅上升。“一方面是因为股改完成后，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市场回暖后，上市公司融资需求增强，因此大比例派发现金红利。”他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从2005年到现在完整一轮牛熊市转换下来，高现金分红的股票投资收益非常高。“比如山东黄金的股价上涨35倍、科达机电20倍、恒生电子17倍，江中药业也有15倍的收益……”

    记者的话：对曾总的采访是通过电话连线进行的，听筒那边的声音语速适中、举例准确，逻辑清晰、观点鲜明，尤其是追求绝对收益的提法让我耳目一新。采访结束时，我们聊起了近期大幅下挫的股票市场，他明确表示这个时候新发基金对发行部门来说比较困难，但对基金经理而言则是非常好的建仓时机。“在别人不愿意买股票的时候你去买，赚钱的概率一定要大。等到宏观政策适度放松之际就是股指到底的时候，目前来看，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