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晓阳

    中产的焦虑早已超越“蒜你狠”、“豆你玩”的层次。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起初认为通胀无所谓。

    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开始蹿升，中心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这时，中产们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这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如果像有的经济学者说的那样，未来十年，世界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我们该如何避免自己的资产不缩水？如今，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金融危机下，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今年一季度中国创出了11.9%的GDP增速，人们在担心中国的通胀压力，随着欧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们担忧的焦点又开始转变成了通货紧缩。

    我们在2008年发出令全球叹为观止的“四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开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让商业银行多出了9万亿新增贷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万亿的新增贷款发放。投资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GDP投资拉动率高达92%，比2008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结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

    不过，中国货币数量增长，高于GDP增长20到30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中国用接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着5万亿美元的GDP，而美国只用8.3万亿美元，就生产了14万亿美元的GDP。通货膨胀会使物价上涨，中低阶层财富减少，导致人心不安。

    今年5月，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1%，又一次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自2007年开始，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CPI以每年约5%的速度在上涨，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货币大都流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拉升地产价格，加大石油消费，使得高企的房价和油价，成为增发货币的高能回收器，好处不一而足。以前买不起房，最少还可以租房，但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切实感受到生活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经过多年无限量供给后，终于在老年化的阴影下，看到“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将直接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近来，富士康加薪，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现，使中国又多了一道难题——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成为通胀压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年初刚经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北方暴雨，中国夏粮连续6年增长后首次产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场上，则是各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依然没有缓解。在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在持续上扬的住房价格，在劳动力成本变得高昂，在粮食和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加重了中国进入通膨的心理预期。

    如果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是否宁愿让资金躺在银行的账户上，也不要以高风险进入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来博取并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应该精打细算，严阵以待，防止通胀通缩并存下的滞涨，那样面临的很可能是大规模失业和减薪，这类似于《等待戈多》这样的后现代荒诞解构状态。

    之所以要重视中产的焦虑，是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当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和谐”很难自圆其说。

    从这个角度说，中产阶层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而又危险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该坐等“戈多”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建行重庆市大渡口支行）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