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2010年最大感受就是一个字：涨。房价涨，房租涨，绿豆涨，菜价涨，就是工资不涨。

    最近朋友们吃饭时说起物价，大家都认为房价还要上涨，理由是票子发多了，人民币越来越毛了。持这种看法的也包括农民兄弟。不久前，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西北农民，问他们为何要囤积土豆，农民们回答，土豆今年价钱好，在春节前还要上涨，所以得先捂一捂。

    尽管有官员和学者还在淡定地说，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但在普通人眼里，通货膨胀已经来临。居民对未来价格上涨普遍持肯定态度，这在经济学上叫做理性预期。

    虽然政府通过限价措施来管制价格，但这种方法似乎只能取得暂时效果。因为价格管制往往导致供给减少，使得未来价格存在报复性反弹可能。当然，厂家除了减少供给，还通过降低产品标准来应付限价措施，比如牛肉面里找不到牛肉，一瓶酸奶只有半瓶量，等等。

    由于居民对物价满意度普遍下降，并认为未来价格还要上涨，这反过来又会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在通货膨胀理论中，这叫做“通货膨胀的自我实现”。

    所以，预期就成为一个影响需求和价格的重要因素。而中国通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除了货币因素，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房地产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方面尤为突出。

    中国政府曾经在去年底提出一个新政策手段，叫做“管理通胀预期”。该名词虽然时髦，但做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这需要政府传递出强烈的厌恶通胀的政策信号，并且让居民相信政府的确能够控制住价格，才能改变居民预期。

    实际上，通胀预期管理也存在技术性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8年在波士顿联储经济年会上承认，有一些测量预期通胀的方法，如了解家庭预期的调查，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从通胀指数化债券市场收集信息等。然而不幸的是，那些被称之为企业的价格设定者的预期信息，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对于通胀的动态演化，哪些预期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银行如何从各种方式中找到最好的收取相关信息的方式，依然还是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无力承诺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就可能推动过高的通货膨胀。他们认为，如果市场预期通货膨胀较低，那么提高通货膨胀率的边际成本就较低，政策制定者就有可能采取扩张性政策以将产量推至正常水平以上。如果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有这个激励，那就意味着公众实际并不会预期通货膨胀较低。政府与居民博弈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者采取的相机抉择政策并未使产量增加，却导致了通货膨胀。这就是说，政府想法前后不一，而公众了解政府行为习惯，所以，居民对通胀预期目标要高于政府设定目标。

    因此，政府信誉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就显得至关重要。信息经济学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政府坚定承诺控制物价。如果公众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特点，可以用政府声誉来保证避免发生政策前后不一致问题。另一种方法是委托中央银行负责，选择由一个众所周知的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人做央行行长，这样大家就会有信心，预期的通货膨胀就很低。

    中国过去一直强调保增长，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较高，这使得中央政府在管理预期方面就得加倍下功夫。由于中国央行无权独立决定货币政策，因而，中国不可能选一个“保守主义的中央银行家”来对付通胀，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政府信誉来改变公众通胀预期，这需要政府出台切实可行的应对通胀的办法。从这点看，限制物价不是好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货币供应，同时增加实体经济的供给。唯有增加供给，才能有效吸收过量的流动性。

    那么如何控制货币供给量呢？显然，过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因而，货币政策需要一个慢慢收紧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政策信号，如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连续加息等。从这点看，再次加息势在必行。

    当然，从长期看，导致中国货币过量增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汇占款过多，因而，加快人民币升值，也是减少基础货币供给，进而改变通胀预期的政策着力点。

    那么如何增加供给呢？主要手段应是减税。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刺激企业增加供应。但中国财政收入连年涨，这需要政府作出让步。

    当然，抑制通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管理通胀预期更显不易。

（中华工商时报）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