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少年》 几代少年

话匣子topic · 俞可

    “生活是有程序的：第一步是家庭生活，第二步是学校生活，第三步是社会生活。我们现在，多半是学校生活。今将我的学校生活与诸位谈谈：

    七点半钟，上早操十五分钟毕，各级到各级教室行养性训练。都在座位上，合上眼，静坐五分钟。由自治会长背诵誓词。他一句，我们一句。背诵完毕，唱《想歌》，便是：‘想！我将何以助人家，使人家快活无涯？’想！我将何以助社会，使社会灿烂光华？想！我将何以助自己，使自己品学无差？人家，社会与我都佳，岂不是极乐世界文明之花？‘将这个歌唱毕，方才睁眼。此时，老师便进来给我们上功课。四十五分钟下班，有十五分的休息。头午四班，过午二班。国民班，头午有三班，有二班的；过午也是二班。星期六，只头午上课。

    ……

    星期六过午，有周乐会：便是将一星期所学的功课，述说一遍，是各级轮流的：理科，便实验；文科，便表演；话法，便演说辩论。还有余兴，做几个游戏。

    上面所说，全是我校的生活。愿大家把自己学校的生活，也披露出来大家看看啊！”

    这篇习作叫《我的学校生活谈》，作者李长植，即文学家李长之，时年12周岁。

    这是一个少年心理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稚嫩无比。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唯一经鲁迅亲自批阅的鲁迅研究专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读期间，国文老师张信庵引导与激励李长之撰稿投稿，还常常替他开信封、贴邮票、写推荐，四处投稿。而拥抱李长之的是《少年》杂志。《我的学校生活谈》发表在《少年》12卷9号，于1922年7月。而之前一个月，该刊便推出他撰写的《森林的话》。中学时期，李长之发表在该刊上的长诗《游玉函山》甚至被一师附小用作讲义。

    1911年，少年中国诞生《少年》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刊遂成为那几代人共同的少年印记。

    钱锺书夫妇1948年夏携女儿圆圆赶赴无锡老家，为祖父百岁做冥寿。在一间厢房，“满地都是书”，圆圆发现了《少年》杂志，整整摞了一柜子，那是钱锺书儿时的食粮，终生的珍藏。而当年被父亲责令就读于私塾的万家宝（曹禺）把《少年》杂志视作最爱，以此来逃逸令其窒息的四书五经。一卷在手，便拥有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

    《少年》杂志为当年的孩子敞开心扉倾述情感激荡思想放飞梦想的平台，无论是否以文学为生，社会学家费孝通便是其中之一。

    去年，江苏吴江为纪念费孝通百年征集相关档案，两期二十年代的《少年》杂志遂呈现在世人面前。当初的《少年》杂志开辟两个专栏，一个是载刊文艺习作的“少年文艺”，另一个是介绍乡土习俗、民间传说的“少年谈话会”，旨在鼓励青少年从事文学创作。费孝通对家人为他订阅的《少年》杂志爱不释手，近乎痴迷，便蠢蠢欲动把习作投递给这份刊物。“我是这个杂志的忠实读者。每期都要从头读到尾。读了几期之后，就开始投稿，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少年》杂志。”1924年某一天，费孝通照例捧读散发墨香的《少年》杂志，读着读着，“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自己的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赫然立于该期的“少年文艺”专栏，署名“费北”。对于晚年费孝通，“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根红缎带》、《新年的礼物》、《圣诞节的话》、《圣诞节续话》……直到1928年，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预科，他最后一次在《少年》杂志发表作品，也宣告自己少年时代的终结，走向成年。

    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费孝通散文》，从《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始，至《与君同消万古愁》终。费孝通揶揄道，这莫非是编者“想用隐喻法来总结我这一生？”

人之一生，终结难以预期，但均起始于一个烂漫的年华。要是说，童年过于懵懂，那么，少年不啻为人生真正的原点。谨此纪念《少年》百年。

 

 

国际足联是江湖中的破船

体育漫谈sport · 公孙欠谀

    本周，世界体坛事情甚多。

    中国羽毛球队第好几次夺得苏迪曼杯，李娜夺得法网冠军，中国足球再在土伦杯被辱，国奥在家门口输给了大世的小弟，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刘翔获得第二，巴萨历史上第4次夺得欧冠，NBA总决赛第二场小牛艰难实现大逆转，大鲨鱼奥尼尔结束了自己19年的职业球员生涯……最值得说的是国际足联宫廷政变被绞杀，布拉特在清除所有竞争对手后，毫无悬念地春风含笑地连任成功，继续执掌地球足球的大印，张吉龙半夜拣个“冷包子”，荣登亚足联代理主席。

    每到国际足联换届选举，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丑闻传出，如果你是一个关注足球的人，你一定会记得，历史惊人地相似，国际足联2002年曾经上演过相同的一幕，男主角没有变，都是布拉特，只是男配角从哈亚图和郑梦准换成了哈曼和沃纳，同样是要推翻封建家长制的宫廷政变，都宣告破产。要颠覆脸上时刻挂着微笑的布拉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人城府之深，笑里藏刀，不是一般人能及，当年能让铁腕阿维兰热“主动禅让”，又战胜瑞典人约翰松，坐上第一把交椅，后来又两次挫败分别来自亚足联、非足联、南美足联的颠覆，可见功力不是一般，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把诸多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恩威并施，逐步分化，逐一铲除是他惯用的手段。如果说国际足联里的人都心地不纯，可能有点过，但在这个组织里，充满了丑闻和权力斗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这些丑闻和斗争不断在升级，这里面没有正义，没有公道，只有心怀鬼胎相互倾轧和暗器黑枪。2002年，国际足联副主席韩国人郑梦准唆使非足联主席哈亚图叫板布拉特，非洲人当真冲了出去，韩国人临阵倒戈，郑梦准可以从哈亚图的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布拉特的卧底，今年的哈曼和沃纳来到苏黎世时，他们还是国际足联内阁高官，还都信心十足，气势逼人，颐指气使、风光无限。如今布拉特又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连任主席，他们却连听掌声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位及权臣的人都想当敖拜，殊不知国际足联是布拉特家的私产，在国际足联当了15年秘书长和16年主席的布拉特，阅人无数，历事无数，深谙此中真谛，善于运筹于各方利益之中，取他人首级，面对惊险总是有惊无险，乱云飞渡之下，布拉特笑脸依然从容。高票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得到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但没有得到英国人的票，原因是布拉特没有把下两届的世界杯举办权交给英国人，他们就给布拉特投了反对票，明知不可改变结局，还是反了，除了发泄一点不满外，无伤大局，老布一定记得这个仇的。

    最后说说中国的龙哥，一夜富贵也不是什么好事，中国人没必要去趟这滩混水，中国足球在亚洲也只是个“偏房”，别人拿着刀子，你只是鱼肉，保不齐什么时候就把你给切了，“偏房”扶正，半生不熟的，仓促上阵，队伍不好带，而且亚足联也不是什么净土，几个邻居你都摆不平，况且中国足球那些曾经带队伍的人现在还在局子里，加上成绩不好，有什么话语权，你当什么班长，拿什么服人？

    国际足联改选的大戏落幕了，足联的官员们像在胡同里打架的孩子，都回家吃饭去了，吃饱了，再出来，重新划各阵营，再打！

 

 

音乐的力量——评张铁志《时代的噪音》

聊书斋chatting · 潘启雯

    “冷静的研究者、热情的歌迷”——《地下乡愁蓝调》的作者、台湾作家马世芳如此形容张铁志，这似乎是对张铁志“多重身份”最贴切的概括和描述。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张铁志主攻的方向是政治经济学，但两岸文艺青年对他的认知、熟悉和喜爱，还是缘于他的音乐评论。

    早在2004年，张铁志就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声音与愤怒》，这本书“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评论的刻板印象和认识——它巧妙地将目光瞄准了音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时隔六年后的2010年，张铁志带着他的第二本音乐评论作品《时代的噪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将之前其关注的摇滚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在张铁志看来，时代在变，但“摇滚乐中反抗的力量从来没有削弱过”。

    《时代的噪音》深入检视了20世纪至今西方重要的“抗议歌手”群英谱，探索来自民间的“抵抗之声”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讨论音乐到底如何能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本书还从音乐的侧面刻画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早期阶段，30～40年代的左翼运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70～8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90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等。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声音与愤怒》比较侧重于记录音乐介入社会的事件史，而《时代的噪音》则是书写人的故事，讨论那些音乐人的创作如何反思时代，如何面临与商业体制的挣扎等，张铁志试图更完整地呈现出“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微妙联系。将“抗争”与“艺术”、“政治学”与“摇滚乐”融于一体，是《时代的噪音》的最大特色。众所周知，摇滚乐与特定时代有关，现代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反叛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1960年代的美国文化（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和嬉皮士运动）即证明了这一点。

    在张铁志看来，整个20世纪，摇滚乐的命运也一直与“抗争”有关：从20世纪初的工运歌手乔·希尔到20世纪末的反对独裁统治的PopMart巡回演唱会，从“唱人民的歌，为人民歌唱”的伍迪·格斯里，到“像一块滚石”的鲍勃·迪伦，从“掀起白色暴动的朋克”的冲击乐队到“用音乐杀死资本主义”的比利·布雷格，从“永不妥协的民歌之后”琼·贝茨到“相信民众力量的诗歌摇滚”帕蒂·史密斯……这些歌手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无数全人类共同的大事件。无数的音乐人用他们的歌声来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完成世界文化与历史的切片。

    “音乐能够改变社会吗”——这是《时代的噪音》想要关注和探讨的核心话题。摇滚乐的精神中一直有一种反叛与不满的力量。摇滚歌手崔健也说过，“摇滚乐必须要以愤怒为基础”。但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活在一个“愚乐”的世界里，理想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生存观，“从仰望星空的理想掉入脚踏实地的现实”，信念与价值的转变，他们只能把这种反叛与不满变成一种“空洞”的姿态，无论是崔健、左小祖咒，还是周云蓬，他们也都曾发出过“抵抗之声”，却不能被称作“抗议歌声”。作者说，当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在吉他上写着“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时，没有人比他更相信音乐的力量。但在斯普林斯汀、琼·贝茨、冲击乐队乃至U2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巨星地位、商业体制与抗议信念的矛盾和纠结、退让和妥协。而在乔·希尔、西格、黑人民权歌手和U2的实践上，摇滚者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背叛”或“自我裂变”，他们纷纷弃甲“从良”……，然而，音乐从不曾失去力量，也从不曾失去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许多音乐人将“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作为信念，这才是音乐最伟大的魅力。

 

 

瞬间 focus ·交响乐·学生

6·1晚上，国家大剧院举办了由中关村二小和北京市第八中学乐团演奏的交响音乐会。上半场，中关村二小演奏了《红色娘子军》等中国经典音乐作品。下半场，八中乐团演奏了《卡门》组曲等西方经典古典音乐作品。值得骄傲的是，乐团在刘璐老师的指导下，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难度最大的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学生们在小号和圆号的极限音区演奏，用专业和对作品的理解倾力演绎。这是中国演奏该曲目最年轻的乐团。在沸腾的音乐声中，舞台上、观众席上，家长和孩子们暂时忘却了繁重的考试，享受着音乐人生。

赵红英／图 桐彤／文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城里城外emotion · 素馨

    又是一年暖阳中的端午时节了。可是我的手机里，也不会收到友人发来的祝福短信：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这端午节才有的气息呀，只会在地球那一头的大地上飘荡，地球的那一头是我的故土故乡、地球的那一头有我的亲人朋友、地球的那一头牵着的是我淡淡的乡愁：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北方边陲小镇里，我儿时家里的水泥地上，铺开了几层废报纸，两只低矮的小板凳上，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中间摆着的是：已经泡软了的竹叶、一盆在水中白得发亮的糯米、一碗在调过的酱油汁里浸着的鲜猪肉、一盆掺在一起的糯米和半熟的红豆，还有一只盛着包好了的粽子的大锅。麻利的母亲灵巧地包着粽子，我的手腕上晃动着五彩线，准确地为母亲递上扎粽子的线绳：不加其他馅料的白米粽子用白色线，鲜肉粽要搭配一根棕色的线，红豆粽搭配一条红色的线。

    几年前，我带着女儿回浙江诸暨乡下为祖父祖母上坟。恰值端午节前，我人还未到那许仙骗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的杭州，母亲的电话已经到了。我的小婶按母亲的托付，已经煮好了结结实实的红豆粽子等我。啊，真好吃呀，小婶包的粽子与母亲包的粽子有说不清的不同滋味，父亲小时候吃祖母包的粽子也是这个味道吧？母亲用心学会颇有难度又让人自豪的浙江嘉兴粽子为的就是解父亲的乡愁。那时代长辈的爱情是这样的实在而又精神。离开浙江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绍兴的人家早早地就挂上了艾草，那艾草的清气，在那一刻永远地种在了我这位北方长大的人的鼻翼里。

    中学的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屈原》，剧中婵娟弹唱的那首《橘颂》，在时隔三十年后，还能不差一个音、不忘一句词地完整唱下来。 “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在地球这一端 北美的家中，我哼唱给女儿听。女儿在这头，我在那头，中间地板上铺开的中文、英文报纸上，是与三十多年前东北小屋水泥地上一模一样的般般样样：已经泡软了的竹叶、一盆在水中白得发亮的糯米……还有一只盛着包好了的粽子的大锅。一会儿，我的厨房里也会充满竹叶的清香。可是，窗外不再是母亲的小菜园。

    此刻，绍兴古街的青石路旁，是不是已经家家遍插艾草？诸暨乡下父亲出生的老屋边，小孩子的手腕上是不是已经绕上了美丽的五彩丝线？杭州西子湖畔的空气里，是不是已经弥漫着雄黄酒的异香？不尽的汨罗江上，是不是已经锣鼓喧天、龙舟似箭？东北老家的小板凳上，是不是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旅美华人）

 

 

站在十字路口的上海人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说到时时处处抓机遇这一上海市民性格特征，不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件尴尬事，并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上海人正处于文明建设的十字路口。

    这就是抢购食盐的风潮。日本地震与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核能源泄漏，处于灾区的日本民众没有抢购食品和食盐，上海人却慌作一团，所有食品店、超市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抢购食盐，有些人一买就是数十包，甚至一整箱一整箱，一些不法商家，也见利忘义，趁机哄抬价格，本来售价只有一、二元钱一包的，竟狂涨到五元十元乃至数十元，那些随时在马路上碰机会的市民，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刻，及时参加，一起演绎出一场“见盐（钱）眼开”的闹剧，其荒唐之状，真正让人“无盐（言）”可说，“无盐（颜）”以对！有网友为此在网上大声疾呼：“没有生活常识，没有科普知识，没有社会认同，没有国家依赖，没有国家信任。日本要打败中国，已经不需要出动军队，只要制造一个让人恐慌的谣言即可！——中国，你何以脆弱如斯！”

    我同意这几个“没有”，但我更加注重这位网友的痛心叩问：中国，何以脆弱如斯！

    这是振聋发聩之问！不过，他们问的是“中国”，而不仅仅是上海，可是我以为，问题之严重，恰恰在于上海等同于中国。上海，在关节眼上的表现，硬是把自己降到全国一般的水平了。这水平，指的是文化水平。可以说，这次抢购食盐风潮，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知识没文化”的一次集中大暴露。

    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既是泛指，指一些识字和科普知识之类基础性的认知，更是指社会人的一种文明，一种情怀，一种风尚，一种气度，一种眼光，一种气质，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生活方式，等等。就说这次抢盐。核辐射发生以后，人类有可能摄入反射性碘，并集中在甲状腺内，使这个器官受到较大剂量的照射，在这时候服用稳定性碘，可以减少甲状腺吸收放射性碘。而碘化钾，就是稳定性碘，它可以使甲状腺内的碘饱和，从而阻止放射性碘的摄入。我们日常所用的食盐里就包含着较多的稳定性碘的碘化钾。国人就在这种相当专业水平的知识驱动之下，不顾一切地抢购食盐，以保证一家平安，不在灾难中倒下；当然，包括不法商人在内的小部分人，则是不愿错过这种发灾难财的机会，大捞一票，也不否认相当一部分人，仅仅是跟风。但不管主动还是跟风，都是利用“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添加不文明纪录之最新、最荒唐、量可笑的一例。

    这种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不时与我们遭遇，下自普通百姓，上自企业高管和政府某些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不知道，知识不等于文化，知识也未必会带来文明与社会进步。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知识必须转化为文化。如果不实现这一转化，知识也会成为破坏文明、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力量，知识越多越新，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越猝不及防。这种事例，古今中外史不绝书。而实现这一转化，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上海，应该与城市硬件的提升同步。可是，这次事件，却让人失望了。

    这失望，让我发现，上海的发展，正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滚滚而来的当代世界文明，是甘愿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从容沉没的那些体现当代文明的绅士风度、真正贵族精神；而另外一边，是来自穷乡僻壤那些带着一夜暴富憧憬的淘金客们被扭曲了的人性。希望借助上海固有的文化积淀，借助上海独特的文化地位，选准方向，帮助、引导市民，及时将知识转化为适合当代潮流的文明行为，转化为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一种关爱世界、关爱他人的情怀，一种气度，一种眼光，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生活方式。需知，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了当代世界的共识。这种软实力的威力，具有超越飞机大炮与核武器的力量。

    我相信，上海能够跨越十字路口，继续开一代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