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江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南端的北海市，是一座具有亚热带滨海风光的美丽城市。1984年，这里成为国家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凭借自身所处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和巨额资金急剧涌入，1200多家房地产公司在此纷纷开张。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时人口不过30来万的北海市在这轮“房地产热”中共造成闲置土地1887公顷，积压空置房107万平方米，沉淀资金逾200亿元。然而，随着1993年中央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让炙热的北海大地突然进入寒冬。一时间，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留下随处可见的“烂尾楼”和数量巨大的债务资金，处于房地产资金链条核心环节的商业银行在这轮“房地产泡沫”中损失惨重，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

    “当时北海分行的案件主要是存单纠纷和资信证明赔偿纠纷两种，共有来自7、8个不同省份的60多件，诉讼标的高达25000多万元。”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宏康回忆起那段经历用了“山雨欲来”四个字，“全国各地的传票就像雪花一样飘来，最多时一年内就收到过20多张。”

    1997年，李宏康从钦州市经贸律师事务所调入北海建行，成为行里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专职法规人员。随后四年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来回奔走在北京、吉林、重庆、湖北、江西等地。有时上午在一个城市刚出完庭，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去收集证据和书面材料，即便是坐在飞机上，脑子里还要反复斟酌庭审答辩的理由，通宵达旦赶写应诉材料更是家常便饭。“律师这个职业，不仅仅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有时更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李宏康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当时我就像是一名救火队员，随时准备奔赴需要的地方，真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臂，恨不得一天能再多出24小时。”四年里,他所经手的60起案件中，有20件胜诉，挽回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其余的案件也都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在成绩面前，李宏康并没有满足。“救火队员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我要积蓄力量，力图釜底抽薪，反戈一击，从源头上化解法律风险。”在他看来，当时北海市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资信证明纠纷案件，一个主要原因便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一些不法人士钻《批复》的空子，从中寻找发财之道，通过诉讼恶意转嫁风险，大割国有银行之肉而后快。而在法院中也普遍存在着有意无意机械理解该《批复》的情况，认为只要银行出具过虚假的资信证明就要承担责任。“抛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去理解司法解释，抛开因果关系去确定责任，其理解是片面的。按照这种理解去使用法律是对法律的歪曲，对公正的亵渎，只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他的话掷地有声。

    在随后的工作中，李宏康一方面在诉讼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不断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寻求有正义感的法官支持，这种努力很快起到了效果，在香港建安公司诉北海分行的资信证明纠纷一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北海分行不承担责任，避免了500万元的损失。另一方面，他书写了大量的书面材料，分析该司法解释的不公平之处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通知采纳李宏康提出的许多观点，对金融机构因出具资信证明承担责任作出诸多限制。在此之后，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反攻阶段，一批一审已经败诉的资信证明案件在二审中均实现逆转，被法院改判驳回对方当事人对北海分行的诉讼请求。

    顺利突出重围的李宏康，还有段更“传奇”经历。1999年中秋节前夕，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几位工作人员来北海执行一起案件的赔偿。“这是一个票据纠纷，当事人的票据遭人掉包后，用假身份证去银行开户骗取钱款。当时我提出两个理由：一是我们已对该判决提出上诉，应属未生效判决；二是据以执行的判决书上户名不对，所以不能执行扣款。”虽然据理力争，但该法院仍对他做出拘留15天的错误处罚。在看守所里度过中秋节的李宏康对此非常淡然：“在国家法制发展的进程中，难免会有波折，也难免要有人‘牺牲’，我愿意用我的经历推动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如果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我还是会据理力争。”

记者的话：

像李宏康这样上世纪90年代就拿到律师证，又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律师，很多都已经成为法律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他仍然是北海建行一位普通的法律工作者。十多年间，身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不少人劝他也出去自立门户，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谈及原因，他说：“单打独斗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依靠团队的力量更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开律所是能够接触更多类型的案子，收入也会更高，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专业型的律师，在金融法律风险防范方面走的更远、更深。”之后，淡淡地一笑，轻松而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