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question

话匣子topic · 于褚

    周末上午闲逛于街头，看到卖肉夹馍的便买了两个，权充午饭。刚一转身，一位老太太径直过来：“同志，和你商量个事，我两天没吃饭了……”容不得我多想，于是肉夹馍易主。转过身去想再买两个，不知为何却改了主意，跑到另一家店把我的午饭换成了肉饼。结果我的这顿午饭比那老太太的还便宜两块钱。

    肉饼很快消化了，心中的郁结却消化不掉。我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改变主意，不再买肉夹馍而去买肉饼？难道在我的潜意识中肉夹馍既成讨饭者的午饭，于我便是尴尬的道具？抑或众目睽睽之下的施舍，本就含有令人尴尬的成色？

    这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人的性格弱点却于此可见一端。有人曾狠狠地坑过我，我也为此发下重誓，有朝一日练成九阳神功，一定要办两件大事：第一件，先把这小子臭扁一顿；第二件，接着再把他臭扁一顿。然而九阳神功最终没练成，并且其实从来也不曾练过。最后我的结论是与其苦思复仇而不得，真的不如相忘于江湖。我家的小时工刚来干活时，按照家政公司每小时十二元的规定，约定好干四个小时支付五十元，多给了二元。后来她自己把干活时间减到三个小时，我想就算工资涨到每小时十五元吧，再多给五元，依然是五十元。再后来她又主动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两个小时，我又一算帐，工资涨到每小时二十五元了，还是五十元，却没有多给的部分了，于是心安理得。至今我还不能下决心辞去她。看来我的性格中大约有哈姆雷特因素，因此比较适宜练九阴白骨爪，捧个头盖骨思考“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当然真正重大question我思考不来，思考了也没用。

    不过在“文革”期间，我也曾生猛过：革命小将把一个牛鬼蛇神揪到我家门前来批斗，我便用竹竿狠狠捅了他，算是尽了地主之谊。其实我与那牛鬼蛇神素不相识，纵使他犯下十恶大罪，总是与我无怨无仇，何况我的家长此时正在遭遇着与他同样的命运。而我却名正言顺地对他下了手，并且因此获得极大的心理上的满足。

    其时我还在上小学，自然不去考虑自己的举动意味着什么，然而心理上获得的满足是实实在在的。鲁迅说中国自古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我的行为则证明，中国却从来不乏乐于惩治叛徒的志愿者，置身于菜市口的袁崇焕用他的亲身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切的狂热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心理上的诉求是不可或缺的，需要的只是一面“正义”的旗帜。从跟着金刀圣母去攻打教堂和公使馆，到举着小红书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在正义的大纛遮护下享受的血腥快意，正如梁山好汉在“替天行道”杏黄旗下的肆意杀戮。

    我总在寻找当初举起竹竿时的原始动机，因为在小学时我一直是公认的听话的好孩子，而这恰恰或许就是原因所在。劳伦斯在评论高尔斯华绥的作品时说：“一旦人变得驯服了，他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暴露狂，似乎是向一切事物发泄仇恨。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真正的感受。除非有人‘当即点破’他们正在感受什么，他们自己是不会有所感觉的。”可以说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自己真正的感受，而且也不会有人来“当即点破”；倘使有了，正好成为正义暴力的目标，非但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捆绑起来割断喉管也是可能的。

    后来我知道了苏东坡，记住了他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和江湖上的朋友谈起这句话，自以为深得庄子之旨。朋友却说，这不是庄子，是装孙子。就此我又明白一个道理：眼前出现好人就可能是装孙子。

    所以我现在既不陪玉皇大帝也不陪卑田院乞儿，只是陪自己家的配偶。前些日子和她去买鞋，本有自己的打算：去年冬天我摔断了两根排骨，已经确定由我脚上的鞋负全责，因此视履考祥，以保护排骨为重点在我是必然的。但她并不考虑我在买鞋问题上潜意识的多种动机和需求，脑子里却都是品牌；而比起弗洛伊德或马斯洛来，我只能更倾向于听我家配偶的。结果由她指定买下了某个品牌的鞋，大大超出我的预算。

我想这也好，价钱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这双鞋，我就永远不会舍得脱下来扔到台上去制造扔鞋门，不管台上是什么人。

 

 

3V3羽毛球赛的价值

体育漫谈sport · 郑和平

    截至到今年8月，中国体育界有两件巨大反差的事件，令人寻味，引人深思。

    一件事是来自官方对中国体育当前现状尖锐的批评。今年6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上海召开的“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创新高峰论坛”上，对于体育界当前存在的“忙并肤浅着”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肖副局长尖锐地指出，“今天看来，我们有些项目多年来在多届大赛上不去的原因已十分明显，不是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是思想平庸导致科学精神的泯灭，使得整个项目的圈子内缺乏学习进取的氛围，用一句网络语言叫做，‘他们忙并肤浅着’。”

    “一些官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在自己的专业上太平庸，对项目的训练理念和训练方法且不说有什么真知灼见，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观点都没有；工作中既无思想业务个性，在学术探讨中又过于谦卑、过于从众、过于乖巧，甚至圆滑世故。”

    “面对我国体育北京奥运会51枚金牌之后的新压力，面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巨大挑战，体育界人士应该经常反省自己，我们对待竞技体育已经达到的精神高度有多少？”

    然而，从国家体育总局最高层传来的重磅炸弹，很意外地似乎并没有掀起多少涟漪。肖副局长振聋发聩的讲话，犹如一记警钟，只是我们不知究竟应该敲打在谁人心中？因为在肖副局长尖锐深刻批的评声中，我们并没有解读到，中国体育为什么会肤浅平庸、谦卑乖巧、圆滑世故？科学精神为什么又会泯灭？中国的竞技体育到底应该达到怎样的精神高度？

    我们读到的，只是又一个体育官员有关又一个奥运周期的司空见惯的焦虑和压力，尤其是要面对北京奥运会51枚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金牌高度”。

    相比于冷清的反映， “李永波杯”凯胜3V3业余羽毛球争霸赛，却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点燃了人们的激情。

    去年7月，凯胜携中国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一起启动的2010“李永波杯”凯胜3V3业余羽毛球全国巡回争霸赛，是首次以3对3形式开打的混合团体业余羽毛球赛事。除了阵容的改变，赛事首创计时赛规，将比赛同篮球一样分为上下半场，每场10－15分钟。

    3对3这种新的阵容，改变了以前羽毛球偏单打独斗的模式，更强调团队的配合，给羽毛球运动注入协同作战的新乐趣。场上人多了，既很好地解决了人多场少的矛盾，有利于更多人参与锻炼，同时，场上快乐的东西也多了，提高了参与的兴趣。比赛时场上队员的活动范围小了，球速更快，回合更多，上下翻飞的羽毛球更增添了比赛的观赏性。这种赛制的设计更像是为广大大业余羽毛球爱好者，量身定做的一场盛大的羽球嘉年华。

    从官方权威的遇冷，到民间草根的热捧，其道理不言而喻。无独有偶的是，在刚刚结束的女足世界杯上，日本女足勇夺冠军，成为第一支捧起女足世界杯金杯的亚洲球队。日本女足崛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坚决打破“政绩足球”的枷锁，坚决摒弃过分看重胜负的“小农足球”，致力于发展全民公益足球，培养全民参与足球兴趣，尤其是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热爱足球。

    而“让更多的人喜欢并参与到羽毛球这项运动中来，”这正是3V3羽毛球赛的价值。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聊书斋chatting · 钱涵之

    喜欢上读书或者说是阅读，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理由。或许是天性使唤，或是后天的造化。只记得打小的时候就喜欢阅读。当然，那时候大多读的是小人书（连环画），在出租书店里，一呆就是大半天。为了充分发挥那五分钱租金的边际效应，赶考似地把店里小人书翻了一番，时不时遭到店主的白眼也得忍着点，那老太没有提高我的租金已经是阿弥陀佛的万幸。长大后，也经常驻足在家乡渔镇上唯一的那一家书店—新华书店门口徘徊，被阵阵书香所吸引而不敢入门，因为口袋里是空空的，没有半毛钱。闲钱买书阅读是奢侈的梦想。参加工作后，终于拥有自己一份工资收入，特别是后来喜欢上写作，时不时总能够得到一点点稿酬，就用它来买书，有点像郁达夫当年所言“卖文买书”的滋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地也就有了积蓄——藏书，也有了仓库——书房，也有了积习——淘书。如果有机会外出出差，业余时我总喜欢逛古玩街，观博物馆（包括美术馆），上旧书店，即使人在旅途也得在候机室的书店习惯徜徉，能够得半卷意中书，那绝对不亚于他乡遇故知的欢愉。

    春去秋来，日积月累，终于盼到“种瓜得瓜”收获的好时节，前年在师长和文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把近年来的散文和随笔，林林总总汇成一册，自费出版，起名叫《闲打铁》。写人、记事、抒怀和励志，更多的是人生的感悟。感谢读书在我人到中年时给我带来欢乐的回报，从读书到写书这么一个渐进过程，让我欢喜让我快乐地加入到中国作家庞大的队伍中去，文学写作业余职业两相宜。

    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经营，我却只有“读半卷书可养心”的向往。书不用读得多，有益、够用就好。种数竿竹能却俗，同样读半卷书也可养心。何况现在的出版业如同当下的世界，熙来攘往是热烘烘的，难以知道其中的精品作品能有多少？何况当下，现代人的通病是看电视多，上网多，读书少，这“两多一少”伴随着焦躁多，从而逐渐失去平静的心境。治之、疗之和养之，无妨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可以治愚，读好书可以养生。这也是读书“可以清”的特殊疗效。如果你真的不爱读书或者不愿读书，业余也该做一点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当然，读书本质上是孤独的过程，也是获得尊严的过程。可以说，一个人的读书或者说是阅读史是一个人的灵魂史，陪伴着我们地久天长。但当你不管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还是在雨打芭蕉的时刻，手捧一册心仪已久的书，与古人论和今人谈，那是何等的飘然，简直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惊艳。那时，孤独是一种享受。

    从年少到年长，阅读，与其说是在读有字的书不如说是在阅读无字的人生，甚至说是在读自己的内心。随着年轮的增加，你的阅读面也因此扩大而不同。小的时候是小人书；青年时迷上小说，热衷于探讨其中丰富情节；中年时喜好散文，沉醉在那行云流水般情结；不知道那天老之将至时，还会喜爱上什么，但肯定离不开文学、历史和哲学范围。读书犹如一个个人生的驿站，每一个驿站的风景各有各的不同，但人文关怀之风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和阅读段上都是不能丢的！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诚哉斯言，甚为在理。喜欢旅行，每到一处总爱寄情于山水，聊发心绪。从湖南、山西、安微、云南一路走来，陆续写下《别样湘西》、《抱襟山西》、《黄山归来》、《由于唐宋——我在丽江艳遇纳西古乐》等篇章。书读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了感想和体会，从读《上海闲人》写《桃花源里可耕田》开始到《我听到阳光的碰撞响声》，那是读龙应台的《目送》及其他的感想，中间还写过鲁迅的书法评论《无意成书家——另外一个鲁迅》，等到因缘俱足时结集《云麓村书话》可谓好事一桩。

 

 

瞬间 focus ·大澳渔村

 

   大澳位处大屿山离岛上，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至今仍保留早期香港的渔村风貌，那时的渔民以捕鱼、盐业为生，后来年轻人渐渐离开了这里，岛上留下的是老人和他们的祖屋——水上铁皮棚屋。这些看上去简陋的棚屋，在原著居民的眼中却读不到生活的寒酸，倒是一派知足长乐的图景。他们闲在的晒着太阳，打着牌看赛马，偶尔还来个耍龙舞狮的村民活动。

图文／冰蓝

 

 

滑落的紫色衣架

城里城外emotion · 应克

    潘金莲叉竿拿不稳的后果，是打到了西门庆，演绎了一出惨遭千古唾骂的“婚外情”版本。

    希茜公主的鱼竿“叭”飞出，打到了年轻英俊的奥地利法兰兹国王，成就一段中外流芳的童话故事。

    因此，当千年狐大人手上那紫色衣架往下滑的瞬间，她想到了无数个版本：

    当第0.08秒时，她想到，如果打到一个已婚男子，假如他长得象《来来往往》里的濮存昕，千年姐姐非常不介意当一个我见犹怜的“小三儿”。

    当第0.28秒时，她想到，如果打到一个未婚男子，最好他长得像宋承宪、裴勇俊……，那就无妨演绎一场甜美怡情的《浪漫满屋》或荡气回肠的《冬日恋歌》。

    当第0.58秒时，她想到，千年狐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某某定理的科学家……

    现实版竟是这样的情景——

    那衣架，经历了屋檐、经历了树梢，终于，打中了它的目标。那目标竟是一个小P孩。

    “叭”，衣架在小P孩的脑门上来了个“热吻”，随后，“啪嗒”落在了地上。小P孩愣怔、护额、抬头。他看到二楼的阳台上，一个穿着家居棉布服、头发蓬松的邋遢小女子，正惊慌失措——在他眼里，显然有点象正在施咒的女巫。小P孩嘴巴一瘪——这一瘪，吓坏了二楼的千年姐姐，她抢先发出了一声尖叫。

    紧随着尖叫声的，是小P孩那响彻云宵的哭声——哇啊啊啊啊啊啊。

    以前所未有的神速，跑到一楼这人家的院子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苍白、心跳加速——此刻“加速度的脉搏”并非阿M唱的那样，“预告你会爱上我”，正相反，而是在预告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泼妇骂街将兜头而来。这小P孩的母亲，是一位来自乡间的泼辣女人，千年狐经常从晨曦微露到入夜三更，听到她的河东狮吼。

    深吸一口气，千年狐低眉顺目地做好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随时奉上医资的准备。

    意外迎来的：“没什么，这是常有的。他自己还常常摔伤哩。”将已经拾起的衣架还给了目瞪口呆的千年狐：“还好，衣架没摔坏。平时都没有往来也不说话，难得你来，这是自家乡下带来的水果，你尝点儿？”

    这结果，没有惊涛骇浪，反而是波澜不惊。再上阳台晾衣时，见那小P孩已经笑成一团，骑着自己的小木马，在“得儿驾”了。孩子的妈妈已经不见了影儿，大约是入屋做活去了。

    千年狐此刻突然想到：悟出万有引力的，是被砸到头的牛顿，而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所以，假如手上掉下来的衣架，真会导致什么定律被发现的话，那发现的人也是那个被砸到脑门的小P孩，而不会是她千年狐。

    （建行温州分行）

 

 

宽与严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不错，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悠久的生活积淀，半点都做不了假的。在拥有这样文化修养和文明国度的社会群体的眼里，如春笋般突然涌现，让一些官员引以自豪的高楼大厦，也不过是暴发户的另一种炫富表情。曾经一度活在小布什口里的“老欧洲”那些先辈，面对崛起的美国城市摩天大厦，不是一再嘲笑它们为暴发户吗？

    在欧洲，不管是“老”还是新，还有作为欧洲延申的那部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人士，确实都有资格这样说。到过欧洲的人，领略过那些始终散发出文艺复兴文化气息的城市建筑和市政布局，包括随处可以邂逅的城市人文细节，都会承认这一点。那种对于自身文明的自信，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对于一切在握的从容，是熔铸在血肉中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文明的承传地大学中。就说剑桥大学，该校三一学院大门，古色古香的装饰物中有一尊国王塑像，左手拿着的一支权杖，不知哪天被哪个调皮鬼用一根废旧的桌子腿换走了。也就是说，面对大门送往迎来的国王，手里握的是一根不伦不类的桌子腿！按我们国家的道德评判，这是多么大逆不道之举，多么损害名牌大学的体统啊！然而，学校当局却视而不见，几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复原”，更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追查。

    不过，在如此宽宏的另一面，三一学院对于享有一定社会声誉的人物，却是一丝不苟到有些苛刻的严。这一点，三一学院的名人堂表现得淋漓尽致。三一学院在各个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有30多人，但在名人堂里只有7人获得塑立铜像的资格。这7人，牛顿独自立在中央，其他包括培根在内的6人，只能分别坐于他的两侧。至于其余20余位诺奖得主，对不起，只能把名字刻在旁边的墙壁上！

    一宽一严，这是何种境界的文明！这种文明，剑桥大学用了她的校友——中国诗人徐志摩的诗句，含蓄地向世界做了宣示。诗句刻在校园草坪边的一块石碑上，石碑的装饰随意性极强，像稿纸的残片，粘贴在一块未经修饰的花岗石上，雪白的底色，在文稿式的方格子间，刻着如下的硬笔行书：“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难道不正是这种宽严适度的理性说明？

    拿这一理性做标准，看一看当代中国城市改造与城市建设，将会引出怎样的结论？

    正好相反！对平民严，严得不合情理，对官员、对社会名流宽，宽得往往远离规矩。而更严重的，把这种反文明的特殊成了制度，让获得享受特殊待遇的群体也视作理所当然。就说遍及全国城乡的拆迁吧，闹得鸡飞狗叫的，损害的不就是那些普通平民？有一些地方，拆迁了平民竹楼瓦舍，扩建的马路，竟没有给平民行走的自行车道；有的，则变着法儿、制造种种漂亮的借口，披起经适房的外衣，给一些官员、名流建造超标准的豪宅；而更多的，则是建筑城市标志性建筑，为那些父母官树碑：为官一任，就该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赤裸裸的暴发户行为。更多的却是隐性的。去年春天，上海发生了一件引起市民热议的“小事”：有关部门宣布，折叠式自行不准携带进地铁。有位年轻人却用一只大号黑色牛津包，将折叠式自行车装包上车。没有料到，到轨交检查口还是被扣了，一时吸引了社会的目光。显然，是因为城市发展太快，公共交通设施跟不上的问题在作怪。既然管理者未能满足他的需要，他采取了这种自救措施，而且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内。于是有人问，你们管理层为什么不问问他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把这么重的车子带着走？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玩“躲猫猫”的游戏呢，还是另有苦衷？如果属于后者，我们的决定是否妥当？如果这一禁令是必须的，那么我能够给他什么帮助？为什么别的大包小包可以带，唯独一样打成了包的折叠式自行车不能带？……

    在文明人眼里，这样冷血动物一般无动于衷，除了暴发户，还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