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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怎样做父亲
话匣子topic · 俞可
“爸爸，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
“是老了，生病医不好的死了的。”
“是不是侬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是的。”
“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不过这许多书哪能看得完呢？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
“那么侬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好的。”
“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好的。”
这是一段父子对话，发生在80多年前。
儿子叫周海婴，父亲是周树人，记录这段对话的便是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许广平(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鲁迅与海婴》)。话题是被视作大忌与大逆的死亡。而恰恰在《且介亭杂文末篇·死》中，鲁迅希望“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今年年初，鲁迅唯一子嗣周海婴亦成故人。死亡竟然如此平常，但他的去世宣告“五四”一代所信奉与践行的亲子教育理念的终结。
其实，鲁迅和许广平对丁克家庭情有独钟。
既然为人父母，就须成为“觉醒的父母”，而且“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海婴认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不过，有时海婴实在执拗顽皮。鲁迅总是随手操起几份报纸，卷作圆筒，轻轻落在海婴身上，作严肃状，海婴疾呼：
“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见海婴苦苦央求，鲁迅顿起怜悯之心。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鲁迅教育孩子便“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喏喏，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亲子教育甚或异化为“放债”，“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父亲的菩萨心肠反倒壮大海婴的胆子，他一把抢住那卷纸筒问：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进而作出反思性抗争。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
“好好地教他，买一点东西给他吃。”当然，这吃的东西多半是糖果。
鲁迅大彻大悟，原来亲子教育可以如此甜甜蜜蜜。
如今，亲子关系竟如此苦楚，在爱的名义下折损、断裂甚或毁灭。从最近武汉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因抵制其母对他的培优要“签字画押”断绝母子关系，到去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一位自称开明的一年级学生母亲的公开信《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再到11年前震惊中南海的金华高二学生徐力弑母……据年初发布的《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去年共有8名学生自杀身亡，其中6人因与家长发生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亲子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用泪水与鲜血悲剧性地演绎着。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鲁迅呐喊92年之后，父母还是难以把握解放子女的时机，不但在过度教育中制造挥之不去的“成长的烦恼”，父母自己还被“因袭的重担”压弯了腰，被“黑暗的闸门”蒙蔽了眼，作茧自缚。解放子女，父母须先自我解放；救救孩子，父母必先自我拯救。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
撇开比赛看比赛
体育漫谈sport · 公孙欠谀
2011年韩国大邱田径世锦赛开赛前，对中国人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看点有两个：一个是刘翔与罗伯斯和奥利弗的男子110栏“三雄会”；另一个是牙买加飞人“闪电”博尔特的再次笑傲江湖。
结果，我们都没有看到，结果不按照赛前的预想出现，横生变数，这正是体育比赛的魅力。男子110栏是一名叫理查德森的美国人拿到金牌，原因是罗伯斯两次用手“拉”了本来已经跑在第一的刘翔，使刘翔的速度一下子慢下来，罗伯斯得了第一，理查德森得了第二，刘翔得了第三。好在现代体育与现代科技手段如今已经结合得很紧了，通过回放多次，赛会裁决：罗伯斯“干扰”刘翔证据确凿，成绩被取消，理查德森得第一，刘翔就“二”了。这个结果让罗伯斯背个恶名，欠个人情，一点好处没捞到；理查德森天上掉馅饼，本来不是你，最后却是你；刘翔捧碗冷饭，吃着不爽，不吃也不爽。博尔特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内行也应该撇开比赛看比赛，赛场冷门也是一大看点，突发事件也是一大看点。
罗伯斯拉手刘翔，本是情急之中的事，应该理解为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反应，有一个细节：撞线后的罗伯斯第一个动作就是拥抱了刘翔，这个场面很“二”。但面对如此悲催的时刻，刘翔脸上的失落是清晰的，然而他很快就恢复正常，披着国旗绕场快乐地向观众致意。作为“牵手门”的受害者，刘翔赛后说道：“虽有遗憾，但今天已经非常棒了。我不会怪罗伯斯打了手，这只是一场游戏，我要做的是享受快乐。”但国人不买账，愤怒了，中国田径的独儿子，我们伤不起，罗伯斯，我们跟你急！罗伯斯是一名世界顶级运动员，知道如何去比赛，不会故意如此低级地下手。刘翔经常会给人意外，北京奥运会上的背影，让国人很受伤，中国式的思维变异出诸多联想，他在大邱田径赛上的宽容和大度，让人眼前一亮，被媒体称为“跨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个栏架”，他理性地处变，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顶级运动员的成熟。
刘翔没有拿到冠军是有些遗憾，但他收获了另外一种尊重，比赛中的表现让人看到了希望，相信他的实力，刘翔还有机会再次证明自己。甚至有人在说：“刘翔距世界纪录有多远？伦敦奥运会可望再创神奇！”这个话又属于 典型的中国式推断，冒进了，明年的话明年再说，极左和极右都是有害的，运动场上的事没有人能说得准，这一方面，刘翔带给我们的太多了。不要用假如去满足自己的自尊，没有发生的事就是没有发生，不要去推测，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要正确面对。
大邱还流行着“封面魔咒”的说法，赛前，大牌运动员的照片被登上本届比赛会刊封面，结果，登一个死一个，博尔特、罗伯斯、伊辛巴耶娃、胡克，萨维格尼、杰特尔和菲利克斯，全部阵亡了，黑色魔咒一一应验。这个东西有点奇怪，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这只能是巧合。
争议与荣誉
聊书斋chatting · 潘启雯
1981年，根据著名浙江籍作家茅盾的遗愿，中国作协设立茅盾文学奖，旨在鼓励和推动长篇小说写作。这是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曾出过不少优秀作品。
第8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有：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对于这次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大部分读者表示信服，有网友在中国作协官方网站上留言说：“此次茅盾文学奖是最为公正的一次！张炜莫言获奖，是此奖的一大亮点，终于给这两位当代顶尖级的作家一个公正的评价。”还有网友表示：“前3部都在众望之中。”另有网友留言说：“都是精品，包括提名的。” 在质疑和肯定声中，学者的态度是今年“有突破”。
然而，也有不少读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于张炜的《你在高原》的入选，网友中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读者认为，张炜终于入选，是对认真写作的人的支持；但另一派读者则认为，张炜历时20多年创作完成的《你在高原》（10部39卷450万字），被称为“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须知，是严肃评审，不是闲时乱翻书，浏览加跳读450万字，以一天20万字进度计，要23天才能通读一遍，有多少评委真的读完了这部作品呢？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在获奖结果公布前就发布微博称：“张炜（《你在高原》）要得奖就滑稽了，因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结果公布后，程永新再度质疑，《你在高原》只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却得到58票(评委共61人)，“这是褒奖作家的过往还是在评具体的作品？这是严肃的评奖吗？”
针对类似质疑声音，作家出版社社长、《你在高原》总策划何建明撰文表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张炜的450万字的10卷鸿篇巨著《你在高原》，在揭晓的第8届盾文学奖中获得“状元”，这是评委们对这部具有“时代大作”标志意义的现实主义长篇史诗性小说的最好肯定。
何建明在文中说：“《你在高原》获奖后，有人说因为它的文字长而无人看过(也有人说只有责任编辑一个看过)，事实上我现在作为作家出版社社长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你在高原》不仅动用了我们全社最优秀的近10位有高级职称的资深编辑家从头到尾研读和看完了这部作品，而且其中一位副总编杨德华在身患癌症、连续动手术18次的疗养与治病期间，屡次为《你在高原》而同作者张炜商讨修改稿子达数个月之久——张炜本人也为出版社提出意见之后就先后修改了3次。”
在文学评论家白烨看来，获奖的这5部作品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无论从题材还是作家的个人写作而言，都“有突破”：“张炜的《你在高原》写了20年，而且用一个组织架构串下来，写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厚重的。刘醒龙的《天行者》，写的是特殊人群，那就是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写出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毕飞宇的《推拿》，写的是盲人按摩师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盲人形象或者是盲人的性格——我们在以前其他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莫言的《蛙》由一个妇科医生的性格‘变异’写到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强的现实性。刘震云的《一句顶万句》，从语言艺术来看，是做得最到位和最到家的作品，整个作品就是用一种行云流水一般的叙事写出来的。”
评论家张颐武则认为，茅盾文学奖并不能反映当下文学的全貌，反映的只是文学写作中的一个分支——“纯文学”的状况。
中秋回不了家
城里城外emotion · 黄锦伶
“爸，今年中秋我不回去了，工作忙。”
短信发出，仿若一块重重的石头投入了内心的湖底。
半年多来，家里一直在筹备着新房子的装修，准备中秋节期间办酒，而我却在这个时候没办法赶回去。爸爸不太会用手机打字，所以我很少给他发短信。但不回去的消息，我真的无法亲口告诉他。
家里的亲戚们，都知道这个新房对我家的意义有多重要。
爸妈工作没几年，单位因为效益不好破产了。那间曾属于我们温馨三口之家的单位宿舍，也便宜卖给了别人，折成现金投入到创业中去。爸卷起裤脚，借助着书上学习到的养鱼知识，和自己在工作期间吸取的柚子种植经验，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到乡下去承包了鱼塘和田地，而瘦弱的妈，也跟着爸走进了这片未知的天地。多少个知了鸣叫的下午，我倚在门口等待着爸妈农作的归来；多少个布满繁星的夜晚，我们一家三口在躺椅上聊天，爸教我天文地理、做人做事。然而父母的辛勤付出并没有得到回报，几年的苦作，爸皮肤变黑了，皱纹爬上了妈的脸。当他们负债累累走出大山时，我仍在内心编织着小小的愿望：我要把收集到的最漂亮的贴纸，贴满那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
多少年的辗转，爸开过客运车，妈坐在后面卖票；爸做过水果生意，妈跟着一起收钱记账。有时候妈苦得承受不住了，和爸吵架时便脱口而出：你就是爱吹牛，没本事！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房子住！
爸怒火熊熊的眼神顿时就黯淡了下去。
不知不觉中，岁月已经爬上了爸妈的额头，我也已经大学毕业到城市工作，爸妈的生意也有了起色，渐渐还清了债务。在我的坚持下，爸妈终于舍得花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居所。终于装修妥当了，他们定好了入住新房的时间，就在中秋节那天。
然而作为女儿的我，却临时通知他们不回去了……
思绪飘得越来越远，手机里一条弹出的短信把我拉了回来：
“没关系，那就等你回来再办酒。”
平淡的话语，却让我顷刻感动。
记得去年过年和亲戚们去KTV唱歌，本来非常喜庆的场合，我却点了一首王筝的《爸爸》。开口唱了一句便哽咽了，整首歌都没能唱好，叔叔阿姨们还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手舞足蹈，而只有爸爸在用心听着，眼里含着光。
“忘不了深夜为我亮的最后一盏灯
那是颗照耀我专属的心
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红红着眼睛
转过身头发见白的背影……”
（建行广东省佛山分行）
瞬间 focus ·酷暑中的周末
今年夏天，四川的天气每天在39-41度高温晃悠，周末是市民们最难熬的日子。寻找避暑圣地成了市民们的一大课题。位于四川绵阳市江油的养马峡小镇，聚集了来自不同城市的人们。养马峡两边的高山上植被茂盛，在市区温度39度时此处的温度也只有24度，从山上流下来的无污染山水，清晰透明，冰凉又干净，水给酷暑带来凉爽。你看，有在小溪中安起桌子打起了麻将的，有喝茶聊天的，有在小溪中玩水的……
图文／卿烈海
宽严失度，后患无穷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上文谈到的折叠式自行车如何上地铁的问题，对于携带者来说，还可以等待政策，但对于城市管理层部门，是绝对“等”不起的。
今天我要说的典型，是“双跳灯行动”带来的“变色”闹剧。名之为“双跳灯行动”，发生于上海南部叫做康城的居民小区。小区是新开发的，离地铁口较远，周边的公交设施，也没有及时配置，给业主们上下班带来极大不便。有家庭自备车的几位业主，出于一片善意，自动发起救助行动，以双跳灯的闪烁为信号，表示他乐意无偿为居民提供“顺风车”，带到地铁口。这行动，恰如一场“及时雨”，一时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并引来其它居民小区的竟相仿效。
显然，这一行动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道德化思考，还有相当丰富的社会价值。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居住条件大幅度改善，人们无不担心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中的人情味丧失了，人际关系淡漠了，邻里间的亲情，都锁进了水泥森林。为水电费多寡的争吵，和家长里短一样，都成了人们甜蜜的记忆。然而，这一群拥有自备车的年轻市民，却采取了这种方式予以回答。看起来，是马路的拓展跟不上车辆猛增所采取的无奈之举，但和国际高雅艺术展或艺术演出来沪时总是一票难求一样，她向世人展示的是当代上海居民对生活的更高尚的追求。这追求，就是生存环境的和谐。家庭自备车上的双跳灯，闪烁的，看起来是招呼邻里免费乘他“顺风车”上班去的信号，传递的，除了友谊、信赖、互助、关爱和包容以外，却是对于环境保护的努力，生态平衡的投入。因为这一行动可以减少马路的汽车使用率，减少废气的排放量。这是何等丰富的精神追求！更可贵的，还有呼应仿效者之热烈与众多！生存环境的和谐，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协调与平衡。这是人类生存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她属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基于物质，却又超越物质；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是宏大的，也是细微的，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的。双跳灯的满城闪烁，将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多少积极影响啊！……
我从传媒上得知“双跳灯行动”时，颇为激动。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写了一篇《美在和谐》的文字，发表在《解放日报》“朝花”版上。可惜文章发表不多久，双跳灯行动却被市政管理部门禁止了。理由是：黑车会借此大行其道的！
当然不无道理。管理者有其难处，也应该有此警觉。可是关键在于“被禁之后”。这一回，承续的这个“之后”的，非常、非常不妙，黑车没有减少，真的黑车主没有抓到，而这场行动的发起者却当作了黑车车主而成了被告，并处以巨额罚金。更可悲的，是从这一步开始，一步一步的，竟变成一场应该作为城市教训而载于上海文明史的闹剧：先是执法人员加入了黑车的生态链而使黑车更加泛滥，当作一种“发财之道”的吊钩执法横行，最后演绎出一场真正的悲剧：一位守法的汽车司机中了吊钩计以后，一时激愤之下，竟拿起菜刀，自断手指来洗刷黑车司机的嫌疑。这才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使真相暴露。
可是，这也仅仅暴露了真相而已，黑车依旧……
这是一场因宽严失度，终于导致强行用行政力量，把脉脉温情的红色、粉红色或者生态文明象征的绿色，抹成了黑色——不不不，我不敢说黑色，只说灰色——社会悲剧。
宽严失度，后患无穷！我在这里举例这一场“双跳灯行动”的“变色”闹剧，只是生活中的一例。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是不可小觑的。这种消极面，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公信力的空前沦丧，或者说是对国家软实力的大面积摧残。这方面的事例，以及它们如何成了当今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就不需我在这里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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