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近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背景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日增，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私人资产负债表危机已经转变为政府资产负债表危机。

    不同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此番主权债务危机与各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无关系，长期以来的债务经济模式也到了清算的时候。

    经济学家开始担心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危险地段，她称，“经济增长速度已放慢，目前下行风险偏高”。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利卡宁则强调：“如果要让经济放缓情况像预期那样仅限于短期，则必须迅速重振信心。否则，经济有再度陷入二次衰退的危机。”

    面对严峻的债务危机，欧洲和美国都不得不对财政进行紧缩，这导致宏观经济缺乏刺激工具。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不彰，再推QE3障碍不小。欧元区国家在接受救援计划时被迫减少政府支出，这又让人丧失对经济增长的信心。

    由于全球通胀趋缓，欧元区和美国都在寻求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实际是为上一次刺激政策买单，而买单办法就是新刺激。这多像吸毒。

    发达市场经济低迷，新兴市场出口必然受到影响。最近担忧中国经济下滑的声音颇多。9月22日汇丰中国公布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标PMI低于上月，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50的经济荣枯线，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也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速。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A股市场大盘指数则连创新低，投资者信心丧失殆尽。

    面对可能的二次探底，全球主要经济体酝酿新一轮刺激计划，而中国市场也对政策充满期待，不少市场人士期望政府能够放松宏观政策，甚至有人主张政府应该采取刺激措施。

    刺激政策对中国真的有必要吗？如果我们把今天宏观经济困局与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所谓的刺激政策只是把困难向后推移，其无法改变宏观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使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2009年中国刺激政策是政治正确的话，其经济效果则乏善可陈。盲目的刺激计划不仅带来负面经济后果，而且激化社会矛盾。

    鉴于中国经济自身处于结构调整过程和全球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言而喻，但GDP增速今年仍可高达9.5%，这不仅在全球最高，对中国本身而言也并不低。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未失。当然，宏观政策变化牵扯各方利益格局博弈，增长下滑部门寻求刺激政策也属正常，但宏观管理部门则应吸取“4万亿”教训，且不可妄言经济刺激政策。

    事实已经证明，不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就会在危机——刺激的恶性循环中往复运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被迫进行的“再平衡”过程刚刚开始，此时若盲目增加政府投资，不仅使结构调整受阻，更会加大利益格局分化。

    从以往教训看，刺激政策负面效果颇多，除了引发通货膨胀，积累债务风险，同时加剧经济失衡。更可怕的是，短期政策导致中长期改革倒退，社会利益格局失衡。

    首先阻碍经济改革。为寻求短期增长，刺激政策往往支持经济下滑最严重部门，而这些部门就是需要淘汰和调整的部门，短期刺激延缓了结构调整步伐，使日后改革成本更高，并使改革博弈更为艰难。

    其次导致利益失衡。在政府主导下，刺激政策往往将资源向国有经济倾斜，不仅“挤出”民间投资，而且加大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并进而加大分配领域利益失衡，强化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再有催生腐败。政府配置资源是通过官员之手进行的，给谁不给谁都是关系说了算，效率低下不说，寻租更是家常便饭。一个项目可能肥了一伙人，而一揽子刺激计划就会肥了一群人。

    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强调，经济减速是中国主动调整的结果。如果这一认知能够达成共识，或许能够避免政府在利益集团驱动下，随意出台新一轮刺激政策。如果意识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则应在宏观调控上保持审慎态度，避免人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没有推出市场预期中的QE3，虽令投资者不悦，但对世界经济并非坏事。美联储的相对克制，给新兴市场更多缓冲余地。在外来通胀压力下降情况下，中国在货币政策上可更为灵活。为维持企业盈利水平，支持中小企业应对资金短缺，央行或可以停止使用数量型工具对冲流动性。

    非到万不得已，中国勿需启动经济刺激计划。一个低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有助于中国改善增长质量。（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