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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的“礼门义路”
话匣子topic · 俞可
今夏在德国访学期间,结识当地一位知名华人,是一份颇有影响的华人报纸创办人。今年报社年会,他邀我主讲教育。其实,他并非报人出身,而是科班学人。席间,他向我透露,11月份德国上映一部名为《易——卫礼贤和“易经”》影片,制作人兼导演与编剧叫贝蒂娜·威廉,卫礼贤的孙女。他本人不仅有意采访贝蒂娜,且与卫礼贤颇有缘分。卫礼贤早年在华活动的区域是他的老家,卫礼贤生命最后五年蛰居并创办“中国学社”的法兰克福又是他旅德的新巢,更巧的是,他曾立志把博士论文聚焦于卫礼贤在中国的教育活动。
卫礼贤,字希圣,其原名理查德·威廉,1873年出生于德国。
劳乃宣与卫礼贤邂逅在一百年前的青岛,作为逊清遗老遗少因辛亥革命而流亡于德国人掌控之下的青岛。影片的主要拍摄地便是青岛,在此,卫礼贤度过在华25年中的22个岁月,也在此,卫礼贤借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东风办学育人,以礼贤书院(现青岛九中)为最,其前身是卫礼贤1900年新婚燕尔之际与新娘租房开办的“德华神学校”。“这是一所中国式的学校,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学校的房屋各自封闭,并以著名的中国建房风格结为单独的院落。……踏入正门,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四周被教室包围起来。”夫妇俩合著的《我们在青岛的学校》如是描述。而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这却是一所十足的西式学校,或曰新式学堂。卫礼贤提出的“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既是针对受业的学子,更是指向授受的文化。由他与劳乃宣联袂创办的“尊孔文社”每周举行“中德文会”,由中德名士轮番宣讲,中西文化水乳交融,于受邀列席的礼贤书院高年级学生而言,可谓大快朵颐酣畅淋漓。
《官场现形记》有一回写到山东巡抚周馥1902年底的胶澳之行。此行,周馥特地参观礼贤书院,当即授予该校派遣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4年后,书院首届毕业生谭玉峰入选优贡,学校名声赫然鹊起。就在首届毕业典礼上,山东巡抚杨士骧宣布,卫礼贤因“办学有功”接受清廷赏赐的四品顶戴。随即,身着朝服顶戴花翎,中国近现代教育舞台上便出现一位金发碧眼的“卫大人”。
1921年底,这位被劳乃宣誉为“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的“卫大人”出任德国驻华公使馆学术顾问,并受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于是,他广交“新文化运动”人物,邀请胡适赴德讲学,陪徐志摩游历德意志。翌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书院随后改名为礼贤中学校,逊清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欣然题匾“礼门义路”。穿越这扇“礼门”漫步这条“义路”的却绝非中国文化的遗老遗少,而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这正是国学大师张君劢对卫礼贤中肯的评价。教育,贵在身体力行。卫礼贤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亦为其自身的“礼门义路”。
国足之痛
体育漫谈sport · 郑和平
虽然国足历经了冲击世界杯无数次轮回的习惯性失利,但是国足两次兵败甚至没有主场还在战乱中的伊拉克,还是再次刺痛了国人神经,对于中国足球也是“痛”声四起。
一是痛恨中国足协的贪腐与管理之乱。“南勇进去了,谢亚龙还会远吗?”一语成谶,成为中国足球贪腐最真实的写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就陷于贪婪,陷入假赌黑而不能自拔。从1999年臭名昭著的“渝沈假球案”,到之后的“甲B五鼠案”“龚建平事件”,再到2010年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在新加坡打假球的中国教练和球员,揭开了整个中国足坛贪腐的黑幕。这一风波导致谢亚龙、南勇两任中国足协掌门人,以及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和众多担任要职的中层被抓捕归案,举世震惊,余波未平。
更重要的是,由于贪腐而导致了中国足球的管理之乱,几乎毁掉了中国足球联赛环境及其职业化进程。
二是痛斥国足的失利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和影响。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在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球迷,同时也从不缺少既有实力又热心足球事业的投资商。对中国足球来说,一场失利,失去的不只是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和十强赛的出线权,而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一番热情和激情,以及无法用金钱可以来单纯衡量的庞大的足球经济市场。
三是痛惜青少年体质虚弱,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本来中国青少年健康状况与中国足球没有必然联系,然而,一场不恰当时间不适宜的地点举办的非常寻常的小学校园足球赛,却把中国足球推到风口浪尖。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来访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以0:15惨败。一篇《中国小学足球惨败》的报道引起全国轩然大波。或许令人痛惜和忧虑的,并非我们青少年技不如人,而是作为中国未来和希望的青少年健康状况更是令人担忧。中方校长表示,俄方曾想将比赛时间定长一些,但中方表示孩子体能无法坚持全场,所以进行了半场20分钟,已是气喘吁吁。据中国教育部门权威统计表明,近20多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学生肥胖率在过去5年迅速增加,1/4的城市男生是“胖墩”。眼睛近视的比例,初中生接近60%,高中生为76%,大学生高达83%。
国足之痛或许还有很多,但似乎更令人痛心的,是国足带给我们的千般之痛中,又有谁是切肤之痛?
如果说完全没有切肤之痛的,似乎有失公允和偏颇。譬如,在谢亚龙东窗事发之后,其夫人就曾痛心疾首地表示,谢亚龙就不应该到足协这个大染缸。否则,根子正、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谢亚龙,应该是仕途无量,前程似景,而不是身陷囹圄,铁窗生涯。另一位对中国足球有切肤之痛的,要算是北京地坛小学校长,就是那场平常的足球赛,最后被教育主管部门定性为违规举办,理当免职。好在中国足协多次上门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协调,校长才逃过一劫。
这也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火落到谁的脚上谁才知道痛。而中国足球虽有千般之痛,但其迸发出来的火花,却并没有落到一个人的脚上。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国足之痛。
瞬间 focus ·感恩节大游行
余江灏/图文
忽略常态必然走向一种无序
聊书斋chatting · 潘启雯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是凭借小说《暗算》被文学圈看好的。麦家的小说语言流畅而诡异,却又与独特的内容完美结合,除了文字被形容为“清瘦”之外,他还被冠以“中国丹·布朗”的美名。与经常“触电”的海岩、王海鸰等作家相比,麦家的小说虽然也被搬上荧屏,并在各大电视台热播,但他本人却始终很少公开露面——他似乎总是神秘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
然而,麦家的存在已经变得不可忽视,他那么顽强、绝对而倔强。他的写作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玄机四伏,让人透不过气来。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被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周遭黑暗开始降临,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其实,无论是《解密》、《暗算》、《风声》,还是《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抑或是他的最新力作《刀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11月第1版)——麦家一直在构建着一个个天才充斥的“多维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一如剔透的水晶,在“密码”这缕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生命的瑰丽多姿,更显出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与才情。然而,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潜能不断挖掘乃至接近无限;另一方面,其生命也因被无限拉长而变得细若游丝,经不起任何磕碰。所以他们的辉煌和毁灭同样令人震撼。
《刀尖》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变态”医学专家腾村正秘制出一种计划大规模用于中国儿童的特殊药物,服用者将大脑萎缩,神经组织受到破坏,进而心甘情愿被奴役。当时,延安、重庆均获知了这一“险恶计划”,分别派出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以粉碎日寇的阴谋……一段“残酷的冒险”就此展开,从那一刻起,“智力与心力的游戏”同时上演,哪怕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他们人头落地。
“左手刀尖,右手女人;左手鲜花,右手鲜血”是男主角金深水最真实的写照。他在工作上周旋于“日本反间谍小组”、“汪伪政府”、“国统和共产党”之间;感情上更要在远山静子、刘小颖、革灵、林婴婴等各色女子平衡捭阖。所有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小说在“刀的阳面”和“刀的阴面”两个扣人心弦的神秘情节中为人们展示了那些为国家安全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坚定、高贵的人格信念,而在当下这个消解英雄、漠视崇高的年代,此种题材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和一次冒险。
当写作进入了“否定”时代,作家们都痴情于揭拨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和信仰的迷失——“旧的东西已经打破,新的东西却没有确立”。对此,麦家只想凭借一种题材和一种视角来阐述那个古老却深刻的话题:当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或者形成某种明显的利益冲突时,“他人即是地狱”。也许此时此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只要最终让自己更坚强地直面生活,去挑战,去赢得。
作为“新智力”小说的开拓者,尽管麦家多次否认自己属于“类型小说家”,但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还是能够明显感到内中蕴含的类型小说特别是悬疑小说的最基本要素:传奇的人物、离奇的故事、怪诞的桥段、精心设置的细节、严密的逻辑推理、扣人心弦的智力角逐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而真相往往就隐藏在“密码”之中,当人们以悖论境遇中寻求自身“密码”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切时,往往忽略了现实中的常态,这样,生活亦必然走向一种无序。“密码的本来用途是交流,但被用于军事,它就成了一枚棋子;游戏环境变了,残酷性也就注定了,玩火者必自焚”。因此,人类最后要完成的破译乃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密码”: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欲望纠缠——这大概是麦家写作最终要指涉的一个关键问题。
“模糊地带”中的民生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前文说过,模糊地带中通行潜规则,而潜规则,必然给民生频添了许多艰难。
就说我们经常打交道的超市。中国的零售业故意将“购”与“销”的正常赢利模式模糊掉,变成了一个完全畸形的“中国式的商业怪胎”!这主要表现在超市收取的所谓“进场费”上。一般超市的进场费占商品价格的40%到45%。也就是说,某种产品一经超市到达消费者手中,就要加价40%到45%。超市这种“引厂进店”——通过招揽品牌商进驻商场的做法,很快被百货商场所仿效,而且百货商场进场费比超市更高,而且成了百货业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成了食利型的“二房东”。不仅无人制止,而且在市场化旗帜下,将这种收取进场费形式定义为中国独有的商业零售模式!2011年端午节粽子大涨价,涨的结果是,厂家只赚几分利,超市却能拿到一元钱!中国的商品,哪能不比欧美国家都高?
还有可怕的,百姓权利被侵占并落入陷阱而不自知。
山东省单县一些中学老师从来没买过房,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办了房贷,有的还背负着不止一笔房贷。因还贷不及时,有人有了不良还贷记录,有的竟多达几十次!原来,从2001年起的五年中,单县五中利用218名老师的名义,先后从单县工行贷出344笔总计1809万元的个人住房贷款,用于归还学校欠款。事情败露,舆论哗然!按说,单县五中的相关人员利用虚假的房产证,编造虚假的货款理由,向银行抵押贷款,他们实施了骗取银行货款的行为,涉嫌货款诈骗。即便只是骗出银行的钱,随后归还了,其行为也涉嫌骗取贷款罪。根据最高检、公安部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银行的相关人员如果知道单县五中相关人员进行货款诈骗或者骗取贷款却大开绿灯,则属于共犯,涉嫌货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即便没有参与合谋,不认真审核,放弃监管,随意放贷,也涉嫌国有单位人员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房管局相关人员不认真审核,放弃监管,随意办证,也逃不了涉嫌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受害者奔走呼告,等到的仅仅对贷款经手人罚款2000元!学校负责人、房管局相关人员都毫发无损!
在这方面,银行的杠杆作用也因模糊而走了样。由于紧缩信贷,地下金融猖獗,高利贷盘剥成风,有人建议“招安”民间资金以便监管,主管部门不仅任其模糊,而且让国家银行也变相参与民间借贷!放贷的高收益,使不少国企变身“影子银行”,私下向企业放贷;上市公司也前赴后继地加入这一行列。据市场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这对于民生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今年九月中下旬,发生于温州中小民营企业主纷纷逃账乃至跳楼,倒闭的,达七十余家,就是可怕的预兆。
不管道德模糊,还是政令模糊、信用模糊、行为规范的模糊,都源于社会价值的被扭曲和被模糊。人生的价值体现,就是金钱,只要能够赚到钱,白猫黑猫是不必计较的。平庸变成了邪恶,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借着这个不必计较的“差不多”,浸淫到每一个人身上,悄然地将国民性放大了。君记否?当年胡适以《差不多先生传》为题,写过一个在“差不多”状态下生活的小人物,揭示了在善恶是非都是混沌状态中过日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最终,生了急病,他匆匆地去找了一位兽医,认为人与兽都是差不多的。人服兽药,结果可想而知:死了。
胡适之后,对此深有感受的,还有一位柏杨先生,柏杨先生将中国的这种国民性,提升为一种文化现象,即“酱缸文化”。
历来被揭示、鞭挞、警戒的世态,今天却无所顾忌地在弥漫,你不觉得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