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小和

    晚清不断高涨的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各种民间信贷手段次第上场，一时间蔚为大观。诸如汇票、银行汇票、拆票、庄票、抵押、内地放款等信贷措施，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比如众人习以为常的拆票，又称拆放、拆款、拆借，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或者商行放给各地钱庄的短期贷款。对于某些中国商人而言，这种短期贷款经常让他们获益，基于自由金融支持的企业家生态得以慢慢成型。

    1874年4月，怡和洋行向上海钱庄总共贷出24000两拆票，每两每日出息2.5钱。这种看得见的利益，促使怡和洋行继续从事拆借业务，一方面是为了和新成立的外国银行竞争，另一方面，当时沿海市场确实存在着大量需要拆借的金融需求。到1878年，上海钱庄的拆票总额高达300万两，到1900年，超过了1000万两。一些大的钱庄在20世纪初期，每家的拆借款都在80万两以上。

    与此同时，各地钱庄的庄票，也做一些用于收购内地生丝、茶叶的贷款生意。上海最为著名的商人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他的茶叶经营，便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这批巨额的收购款项，就是徐润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由于管理的缺席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1883年被历史记录为刻骨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之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分量的分析。这一年的夏天，英国对华贸易商行太古洋行的合伙人施怀雅访问上海，对洋行松弛的信贷政策异常诧异，直接责骂相关人员是典型的玩忽职守。1908年，天津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90年代以后买办制度的衰落，外国商人开始直接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无须买办的任何担保。到1907年，很多中国商人都背负这大量的贷款欠债，因为天津地区的进口贸易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到11月，700万两以上的贷款欠债不能偿还，双方都焦头烂额，只能用新的交货收款来偿还。

    英国商人组织“中国协会”对这种金融风险做了分析：

    “在这样基础上的广泛贸易，是不稳定的，因为当货物交到本地人手中后，无论是外国商行，还是外国银行，都无法追踪他们的担保。而国内贸易的资金筹措，只有通过钱庄才能安全有效进行。因为他们认识客户，并能追踪担保品”。

    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金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秩序，但中国经济自进入近代以来，基本上都在秉承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则。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享有特权，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市场却横遭拦阻，没有必须的金融权利。这样的局面，至少导致了三种败局：其一，当然是直接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多年来发育不良，要么是民间金融地下操作，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要么是政府全面垄断金融市场，阻挠了金融层面的自由竞争，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金融水平持续走低。结果是，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金融力量，还是民间层面的金融力量，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体的有效组成部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缺性。其二，长时期给予外国商业力量过高的政策优惠，会加重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资力量的依赖性，今天中国经济过度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部分原因也与这种单向度的金融政策有关。金融层面的这种依赖性，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缺少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与金融的不自由有着直接关系，某种意义上，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直接依赖自由的金融秩序，否则，企业生态和企业精神无法起步。其三，长时间的外资主导自由金融的局面，会催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盲目的排外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双向的封闭，既对国际商业力量封闭，也对本土商业力量封闭，导致国家彻底滑向计划经济。

    本文根据凤凰网《中国企业家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编辑整理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