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
王安忆说过：“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来就叫人心疼，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而张爱玲更是干脆地说：“我爱上海人！”这让大部分外地人很难理解。
对于上海和上海人，中国人有着比较复杂的情感。“大上海”传递的是一种开放、现代、洋派、时尚的文化符号，而上海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精致、小资、物质和讲究又与一向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大大咧咧、粗粗糙糙的行事习惯格格不入。因而，无论是外地人看上海，还是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有一段距离。
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要想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不仅仅是跟在导游的小旗后面，围着外滩、南京路转一圈那么简单。那种由上海人、上海风物表现出来的海派文化风情，是需要带着探究的眼睛去发现、去验证的。
上海街头掠影
北方人进入上海，通常会在一片吴侬软语中找不到北。这并不妨碍北方人对上海的兴趣。尤其是女人，骨子里对大上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住在繁华的南京西路，开门便是大上海的“香花毒草”。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里成了全中国最著名的一条马路。能到南京路上走走，曾是很多国人的奢望。在许多城市华东六省一市的旅游路线上，南京路、外滩都是招牌景点。到过上海的人，大都有一张背靠黄浦江的经典造型。如今，霓虹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都已见多不怪，但霓虹灯下还是另有一番景象。
上海人生活的“俗”——晾衣的竹竿。张爱玲说过：“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
街头邮箱
黄昏的南京路上，几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从摊位上顺手买几朵栀子花或茉莉，一看就是带给爱人的。北方男人或许会在婚前咬牙瞪眼呈上99朵玫瑰，婚后却鲜见这种生活“格调”。一家绒线店里，几个中年女人悠闲地打着棒针，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种几近绝迹的针线活，竟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时尚。在一排花园洋房门口，几只街头报箱，艺术品一样，镂花雕刻，不动声色地留下了租界文化的影子。一样的日子，上海人却过出了品味。
走在大街小巷，冷不丁就会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老外”闪过；露天酒吧、咖啡馆门口，都是一张张外国面孔；在那家拥挤的小杨生煎店，老外们动作娴熟地抢占着座位；而田子坊里更是涌动着不同颜色的脑袋；那些挽着老外的漂亮上海姑娘款款而过……如今，就是在偏僻小城对老外也见怪不怪，但能让这么多外国人舒坦地住下来，恐怕只有上海才能办到。
小杨生煎里的外国夫妇
街头外国人
武康路上“贞”店的女店员
口味纯正的简便西餐
密丹公寓——法商水泥拉毛建筑
上海女人探究
上海街头最养眼的景物是上海女人。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女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的傲气，这种傲气很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按照正常的理解，傲气应该源于某方面的优越，当某个群体表现出集体优越时，就值得探究了。
在上海街头，很难看到体态臃肿的女人，即使那些白发阿姨也收拾的清爽体面。那些行色匆匆的女人穿着时尚，淡妆直背，步态轻盈，这种姿态使她们在人群里很特别。武康路上，两个白发“潮阿姨”开了一家手工羊绒店，小店风格、物件摆设连价格都很先锋，这个年龄要在其它地方只能看孙子了。海派文人淳子说过，上海女人是吃不胖的，她们从妈妈的妈妈的妈妈那里就学会了该怎么吃。推算起来，这些“妈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一代职业女性了。当大部分中国女人还目不识丁在田地里劳作时，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上海女人已经在十里洋场滚打摸爬了。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海派文化，使上海女人一落地就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使她们早先一步熟谙城市规则，看起来适宜而得体。当一个上海女人轻描淡写地谈论着交响乐、芭蕾、赫本时，外地人很容易就感觉到了这之间的时空距离。这种城市文明相对于农耕社会的文化优势，滋生了上海女人独有的傲气。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女人，有几个没有上海生活背景？有人说过，要想成为一个极品中国女人，必须集上海女人的傲气、北京女人的大气、香港女人的洋气之大成。王菲做到了，成了天后。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并非所有的上海女性都出自淮海路上那些花园洋房，都有着显赫的家世和背景，近千万的上海女人大都来自弄堂、石库门的市井人家，是海派文化的强大力量潜移默化地孕育了上海女人的独特风姿。
寻找民国痕迹
其实，最让我迷恋的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在那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时代，海派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精神达到了极致。一部近代史，如果除却民国将会黯然失色，如果没有上海就会淡然乏味。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无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几乎都在这个时期在上海粉墨登场：左翼右翼、西方列强、文人墨客、封建遗老、黑道白道、明星名媛，买办资本家、外国传教士……英雄枭雄，各施其能，热闹纷繁，使大上海在繁花似锦中夹杂了一丝光怪陆离。提起上海，眼前立刻会涌现出一群身着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卷发旗袍、戎装马靴的民国人物群像，他们不仅停留在老上海的旧梦里，也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想象里。
走在南京西路上，猛一抬头，发现路牌上一行小字“毛泽东旧居”，箭头指向一条隐蔽的里弄。毛泽东一生曾50多次来过上海，这是1924年他携妻儿住过的地方，这是他一生中最温馨的日子。我猜测，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他老人家与年轻的蓝苹一见如故，上海恐怕也是他们一个共同的话题吧？
夜色苍茫中，站在常德公寓下，仰看张爱玲故居。灯火阑珊中，仿佛看到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子正饶有兴趣地观望着热闹的十字路口。这个民国才女一生最灿烂的日子都在这里，她本身就是民国的一个传奇。
常德公寓夜景
爱庐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探访鲁迅故居，但在一路的追寻中，不经意间碰到了抗日名将郑洞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旧居……这座城市有太多的民国元素，几乎每一步都与他们相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民国还相去不远，那些风中的魂灵应该还是温热的。我们无缘与之共处一个时代，至少可以在这里捕捉他们的气息。
如果生命真的能够穿越，我希望穿越到民国的上海，做一个看客也可。
触摸海派文化源头
去土山湾博物馆完全是个意外，这个计划外的行动竟让我无意中触摸到了海派文化的源头。
林则徐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领着几个民工治理太湖水系堆出的一个土丘，日后会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摇篮。几个外国传教士也没有想到，上帝的一个善举，竟然打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工艺大师。
走进土山湾博物馆，一眼看到的就是镇馆之宝——黄杨木雕牌楼。1900至1939年间，土山湾孤儿院曾七次参加世博会，仅这套牌楼就参加过1915、1933、1939年世博会。1915年，孤儿院参展的百套宝塔在旧金山世博会引起轰动，获得头等大奖。
虽然大多数国人包括很多上海人已没有了对土山湾的记忆，但土山湾曾经是上海一个重要地标，当年以土山湾孤儿院、徐家汇天主教堂、徐家汇公学为主的土山湾区域，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场地，也是海派文化孕育的温床。1864年，天主教会在这里创设土山湾孤儿院，并创办了土山湾工艺品厂，内设绘画、雕塑、印刷、木刻、金工、照相等工种，并因此产生了彩色石印机、彩色玻璃、“海派”黄杨木雕等新工艺、新技术。这里制造的风琴、塑像、木雕、木刻、镶嵌画、彩绘玻璃等行销海内外。其中最著名的是“土山湾画馆”，这个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教育机构，第一次将欧洲油画以完整技术体系引进中国。周湘、张聿光、丁悚、张充仁、任伯年、刘海粟、徐悲鸿等蜚声中外的画师及著名的月份牌画家徐咏青、杭稚英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在此学习。徐悲鸿誉其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从那些黑白照片中可以看到，外国传教士们将抚育孤儿作为终生职业，从年轻到终老，很多最后都死在中国。孤儿院不仅教孤儿技艺，还为他们操办婚事，解决住房。多年后，上海人家争相将女儿嫁给这些有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孤儿。可见，孤儿院并非是“万恶的育婴堂”。土山湾孤儿院曾经是天主教会的骄傲，它极大地提高了天主教会的文化品位和形象，当年外国人到上海必看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以传播天主教为目的的行为，无意中担当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任，使西方文化形式、技艺与上海本土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0年，土山湾孤儿院正式关闭。如果不是轰轰烈烈的“申博”活动，我们可能就此失去了海派文化的源头。
■ 本版文字／图片 李莉
编辑手记
“什么新东西到了上海慢慢就会变成是上海的了”，这是一位88岁上海文化老人前年和我讨论上海之变化时的一句话。这座城市是伴随各等人马抢占码头一路拼杀而诞生发展的，无论你爱她恨她，她依然沿着早已形成的轨迹修剪向前。作者在上海短期出差五天，用步履用镜头把零碎的上海记录下来，用一个准确的动词“看”写下喜欢和思考。假如你搞懂了“拎得清和拎不清”这句话，对上海的叙述就会有更多的动词和其他语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