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9年，倘若一个城市还不知道是否也应该拥有一个股票市场，那么就是一个不幸缺乏公民意识的可怜城市了。股市不但支配着新闻，而且也笼罩着文化。那些往常自诩对圣托马斯·阿奎那（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普鲁斯特（法国作家，《追忆似水年华》作者）、心理分析及对身心医学感兴趣的附庸风雅者，也谈论起了股票和股票市场。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用这样一段优美文字描述这种股票参与者的多样性的：

    有钱人家的司机开着汽车，竖着耳朵在收听“伯利恒钢铁”转手的新闻。他自己用20%的保证金购买了50股“伯利恒钢铁”。经纪人办公室擦窗的清洁工停下了手中的活，两眼紧盯着自动报价机，他想用自己辛苦积攒的那点积蓄买几股“西蒙斯”。一名护士用病人所给的小费赚了3万美元，以及怀俄明州一个离最近的铁路有30英里的牧场主每天买卖数千股股票的故事。

    股市越来越不被视为公司远景的指示器，而越来越被看作是操纵技巧的产物，投机者必须最密切，最好是专心致志地关注股市，必须尽早发现联合坐庄的迹象。这就意味着必须双眼始终盯住自动报价机。在“南海泡沫”事件中，有人指责说，“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政见；牧师们忘记了布道；律师们忘记了自己的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自己的生意；医生忘记了自己的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这就是1929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经纪人事务所里挤满了坐着或站着的顾客。他们挤在这里两眼紧盯着显示牌，而不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某些客户室里，甚至难以找到一个能看见行情显示牌的地方。

    结果，与市场失去联系，哪怕是暂时失去，也会是极其难忍的体验。幸好，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当时已经在全美范围内提供股价自动报价服务，在当地打一个电话，就能知道几乎任何证交所的交易行情。不过，赴欧洲旅行会遇到一点例外的麻烦。正如《文学文摘》在1929年夏天指出的那样，“跨洋经纪业务以极大的比例增长……但是，对正在越洋旅行的投机者来说，还要忍受不确定性和不便的间歇。”到了8月，就连不便的间歇也消失了。与时俱进的经纪公司——带头的是一个名叫M·J·米汉的无线电股专业经纪人、组织多起著名操纵案的老手——依照纽交所制定的特别规则，在大轮船上设立了分支机构。8月17日，“怪兽”号轮和“法兰西岛”号轮在装备了远洋航行途中开展投机交易所必需的一切设施以后驶离了纽约港。在“法兰西岛”号轮上的交易，据说，开张第一天就非常活跃。在头几笔交易中，有一笔是由欧文·柏林做成的。他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1000股“帕拉蒙特—法摩斯—拉斯基”。这可是聪明之举。这只股票后来几乎一文不值，公司也陷入了破产境地。

    根据约翰·加尔布雷思著作《1929年大崩盘》一书编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