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小和

    两会正在召开，有代表提到了国进民退，提到了让人兴奋的中国模式。事实上，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辩论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一方面，这种集中了威权体制、有限的市场竞争、高强度的社会管制和国家贸易层面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非中国的制度创新。所谓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从经济史上看，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策略，到20世纪上半叶，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从所有的方向解读中国的思想企图，事实上首先放弃的，是某个专业的路径。为什么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呢，事实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惟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是其中。

    我想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是1820年左右到1883年这段大约60年的时间。这很可能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诟病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中国的部分农产品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地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似乎是一场晚清时代的国进民退潮流，兴起的原因，竟然也是一场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本文摘自凤凰网）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