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算起来，从腾冲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国殇墓园里寂寞的纪念碑林，墓碑旁静放的摇曳白菊，还有卢彩文老人朗朗的笑声，何绍从老人沉默的背影……这些凝固的影像依旧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慢慢体会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苍凉和无奈。就在离墓园不远的地方，有座和顺古镇，安静而祥和，我不知这是不是刻意的安排——其实所有的苦难只是为了此刻的这份和顺。同行的公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在想，一个偶然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多么无奈、无助、无情。”
从策划这个选题开始到最终的结字成文，作为“人与记忆”专版的编辑，面对那段历史，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满怀敬畏地誊拓下来，在清明时节，对依然健在的老人举手行礼，对长眠不醒的灵魂低头致意。
我愿意相信，在命运悲凉的底子上，应该有阳光的温暖，有和顺的祈盼。
墓园里的菊花总会凋零，但怀念常新，孩子的笑靥让这片安静的土地长出了想望，这想望该是悲凉中的一份温暖。
战争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从东南亚向中国发起进攻。
一个老兵的滇西抗战
讲述人：卢彩文
87岁，云南腾冲籍抗战老兵。黄埔第十九期“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远征军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谍报员。现任政协腾冲县委员会常委、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腾冲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务。
记录人：本报特约记者 公孙欠谀
当兵
1942年，日本人占领腾冲后，老百姓都逃到了山上和乡下，许多年轻的学生就去当了兵，光腾冲就有190多人去了部队，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我只有16岁，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抱着不做亡国奴的想法，跨过怒江，跑到大理加入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也就是当时的黄埔分校。我们这批人是在腾冲报考的，当时陇川江北面的界头（地名）就是抗日游击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属于黄埔19期，团长是蒋介石，副团长是龙云和李根源，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廉是教育长。腾冲这个地方有黄埔生300多人，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们“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同学。
我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就被编在了“谍报班”，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毕业后分在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因为我是腾冲人，对腾冲比较熟悉，反攻战打响后就被安排回了腾冲。记得在还没有分配的时候，宋希廉总司令曾召集一部分学员谈话，当他得知我是腾冲人时，就问我说：“腾冲是沦陷区，把你分回去工作，愿不愿意？”我说：“回家乡工作是我的心愿，我就想收复家乡！”
潜伏
1943年8月份，我回到家乡，腾冲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还好，我的家还在，亲人也还在。战时气氛非常紧张。我回到腾冲后，被编入“腾东第一小组”做情报员，小组一共有七个人，组长是浙江人，副组长是从海南来的，五个组员里有四个是腾冲人，我主要负责腾冲城的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考虑，其他几个人分到哪里，我们互相是不知道的。
当时腾冲城的形势很严峻，日本人查“良民证”很严，但如果你是腾冲本地人的口音，日本人就不会太认真，这对我开展情报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搞到手，我先从周围熟悉的亲戚朋友入手，有选择地慢慢发展关系，有时候也不得不亮明身份，但熟人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毕竟有限，要想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必须要深入到内部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最早确定的人选是汉奸，先做外围工作，了解这些汉奸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是否有争取过来的可能，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后来，我们了解到一个叫孙正邦的人，他原来是黑社会的人，讲义气，腾冲沦陷后就做了汉奸。我通过朋友跟他联系，给他讲，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反攻了，你如果有良心的话就不要做汉奸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反复讲了几次后，他终于同意帮助我们做事情。谈好了以后，我就决定亲自去见他，其实这么做风险是很大的，很容易暴露，但为了拿到有价值的情报，我必须去。
记得那天， 我光着脚丫子，装扮成农民，化名“李文华”，说是去看表兄，进了他的家，原来他家门口是有人站岗的，可那天很奇怪，没有岗哨，后来想可能是他主动撤掉的，可他家里却站着十多个日本人，当时我特别紧张。见了面之后，他就带着我往里走，把我带到他家的一个小客堂里，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算是他提供的第一次情报。我赶紧把情报揣在身上，出了门，赶快走，因为太紧张了，出了一身大汗，走了一大段路后，心里还扑通扑通直跳。后来我把这个情报提供给上级，内容是日本人要乘预备2师（36师）换防时组织进攻，上级同时也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这个情报，部队顺利转移了，两份情报相互印证，说明孙正邦并没有骗我们。
遭遇
反攻战打响后， 11集团军奉命攻打龙陵，我回到11集团军总司令部别动队，到沦陷区搞情报，几次和日本人遭遇。
当时我们小组有5个人，组长是我的同学史秀。日本人也知道我们这支“便衣队”的存在。我们在芒市（今潞西市）城边活动，主要是了解日本人的活动情况。那里是一个傣族聚居的地方，当地傣族老百姓经常帮助我们，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寨子里，想摸清日本人的一个碉堡的情况，去的那天，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出去了，我们就进到碉堡里面去，看看里面的情况，并把它绘成图，侦察任务完成了就往回走。当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走着走着就听见一位大嫂在后面用傣语大喊：“来啦，来啦，日本人！”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日本人朝我们追来，刚好路边有片树林，我们就朝树林里面跑，当时有个战友带着把长枪，他看见日本人来了，他“手痒”啦，就朝日本人放了一枪，日本人就“卧倒”了，我还以为那个日本人是趴下来隐蔽呢。过了几天，我们又到了这个寨子上，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你们那天打死了一个日本人，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搜捕你们，你们要小心。” 才知道那天那个日本人被打死了。知道消息后，大家都特别小心，其他同志吃饭，我在外围站岗，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没想到却在我们来的路上，遭遇了几十个敌人，于是我们就立即疏散了。后来回想起来，那天我去站岗是很危险的，要是当时被日本人发现了，按规定我是要鸣枪通知其他人的，枪一响，我自己就暴露了，那几十个人来对付我，一场遭遇战是免不了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还有一次和日本人遭遇，那天是走夜路，是个山坡，我走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亮光一闪，我感觉到那是钢盔帽沿反光，我“喂”了一声，他也“喂”了一声，来不及多想，距离太近了，我马上往后一退，因为心慌，路又不平，没站稳，就跌倒了，这个时候他的枪响了，真悬啊。
牺牲
我们的电台就安放在陇川江对面的高黎贡山上一个农家“窝棚”里。我们的联络员叫李天台，他是贵州人，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收集的情报送到电台所在地。
日本人知道了电台在山上后，就多次上山搜寻，但都没有找到。这天，日本人又来找，老百姓告诉李天台让他赶快撤离，但他有点“犟”，没有离开，结果就被日本人抓到了，日本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让他带路去找电台。当时我们有个纪律，规定每天下午四点以前李天台要到电台去，如果超过四点没到，就说明李天台出事了，电台就要转移，结果，为了保护电台，李天台就一直想方设法拖延时间，直到过了四点，他才答应带路，等他们找到安置电台的地方时，我们的人已经带着电台转移了，敌人当时就把李天台杀害了。
战争中的牺牲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一个同志，两天前我们还在一起的，过了两天，就被日本人打死了，用白布包起来……还有一个叫李生芬（哲学家艾思奇的堂弟）的同志，据说是汉奸告密，被敌人抓到了，杀了，还扔到水塘里，很惨的。在国殇墓园里，有两个人，一个叫李炳福，一个叫彭文德，都是腾冲人，当年我们一起去当兵，都是我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同学，当时我们睡的是“揽敞铺”（通铺），他俩一个睡我右边，一个睡我左边，后来，两个都牺牲了，牺牲时李炳福是上尉连长，彭文德是少尉排长，直到现在我们的同学录上还这样排着：李炳福、卢彩文、彭文德……
李炳福比我大两岁，是198师的，1944年9月中旬，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牺牲。那天他和他的副官一起去侦察看地形，路过一个已经攻打下来的残堡，原以为里面没有人了，没想到还有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相互都发现了对方，两支枪同时响了，李炳福把敌人打死了，敌人也把李炳福打死了。这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副官亲眼所见的。彭文德也比我大，他去军校的时候刚刚结婚几个月，他的新婚妻子长得还很标致，也很能干，很有才情，彭文德战死了以后，年轻的妻子也改嫁了……
卢彩文和老伴
（根据卢彩文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核实）
沉默的大多数
本报特约记者 公孙欠谀
走进何绍从家的院子，就看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苍老的背影，在满是杂物的院子里，背对着太阳，吸烟，还没有看见他的脸，就看见了一缕缕青烟把老人包围着，弥漫着。听见儿子招呼说：“有客人来了！”老人才慢慢起身，转过来，面无表情，嘴巴轻轻一动说：“来啦？”
老人很憔悴，就在九天前，他的老伴去世了，家里还贴着白色的挽联。一旁的老人的小儿子对我们说：“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很少说话，吃得也很少，但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前几天一直还在医院里打点滴。”老人一直很沉默，除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外，更多的是面对陌生人的不知所措。而他的不知所措也让我们无从问起——也许回忆只会增加痛苦的份量。
何绍从一口浓浓的四川口音，他是四川宜宾人，是家里的独子，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是民国三十年当兵的，是给抓来的，从四川到云南，途中有人当逃兵，抓回来就给枪毙了，也有人跑掉了，我没敢跑，跟着部队到了大理，集训编队，先在11集团军，是宋（希廉）总司令的部队，后来又重新编队，到了20集团军，是霍（揆彰）总司令的部队，我是运输兵……”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被裹胁着改变了。
1944年，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对日本军队发起反攻，分别从南斋公房和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北斋公房这条道是2000多年前的古商道，海拔
“20多天啊！天天都下雨，天天都在搬弹药、搬物资，轻一点的50多斤一箱，重的70多斤，90多斤都有，就是楞个给搬上去的，路又滑，又难走，衣服湿透了……”老人说到这里，轻轻弹了弹手中的烟灰，痛苦地摇了摇头。
“当时你的战友还都在吗？”
“不知道了，都打死了，活着的也没有了消息，后来又重新编过几次队，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
何绍从老人家供奉的牌位上的姓氏有两个，一个是“何”，一个是“龙”。而正是这两个不同的姓氏又揭开了老人一段痛苦的回忆。原来，何绍从本不姓“何”，而是姓“龙”，叫“龙永地”。战争结束后，老人在“公路交通警备司令部”又呆了两年，实际上是修路，后来就离开了部队，在腾冲靠打零工和做小生意生活，因为没有钱，也没能回家。1948年他在腾冲入赘，当了上门女婿，按照风俗就必须抛弃祖姓，改为妻姓，并由村里有名望的人主持，立下字据，一辈子不能改，直到九天前，老伴去世后，字据才被烧掉。
为人老实又没多少文化的何绍从幸运地躲过了几次运动，得以平静地在腾冲这个小村子中艰难度日。而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何绍从来说早已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了。从被抓当兵，60多年了，何绍再也从没见过父母姐妹，直到2010年中秋，才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找到了妹妹的女儿，终于回了一趟四川，但是家已经没有了，父母姐妹都已经去世，现在四川的亲人对他来讲都是陌生的。“老英雄”回家了！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关注，但当一阵热闹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老人又回到腾冲的家里，回到那低矮黑暗狭小的老屋里。
听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的一生，滇西高原的阳光晒在身上，火辣辣的痛，似乎能听到空气被阳光晒焦的声音。堂屋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老屋的旧木门上贴着大红的福字，老人低着头，拿出一张窄窄的白纸，从口袋里捏出一小撮烟丝，均匀地洒在白纸上，然后慢慢卷拢，点燃，深深地吸一口，一缕青烟迅速地在刺目的阳光里熔化掉，他平静的目光望着远处，大雨中，负重爬行的身影，炮弹在耳边轰然炸响……他家隔壁的邻居，新起的六层洋楼挡住了原本可以照进来的阳光。何家虽然几经努力搭起了一座土木结构的两层新屋，但因为缺钱，已经断断续续地盖了几年，现在依然还是一座房架子。
问起老人在生活上的保障，一旁的儿媳说，深圳那边有个民间组织半年会来一次，给3000元钱，零星也会有爱心人士来看他，多少给一点，其他的就没有了。
离开的时候，献给老人的那束花就静静地躺在堂屋的地上，何绍从吸着烟，像个雕塑一样坐在阳光里……
本报图片／公孙欠谀（云南省大理分行）
特别鸣谢：云南省分行／云南省保山腾冲支行
在“下一站”等你
从2011年的下半年开始,风物专版就开始在编辑部的重点筹划中了。风物何处在？遍寻不解意。到底该如何定义“风物”成了编辑部的难题。用最简单的办法求解于汉语词典，答案是：风光景物、风俗物产、天下民俗。“风物”包罗万象的外延一时让小编们举棋不定，就像有首歌唱到的那样：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说到底，不如上路吧，于是，2011年的岁末就跑到了云南，想在那里找到答案。回来后就有了大理古城的故事，腾冲国殇墓园的回忆和鹤庆手艺人的慢生活，三块专版带着三种不同的情绪，一怀温暖的闲适，一阕命运的悲凉，一份坚守的高贵。这些就是我们云之南淘来的“风物”，具像的，有着可以触摸的质感。是还是不是？
在“人与生活”构建的风物特质中，我们坚持“人”是不可或缺的独立元素，在风物寻访之路上，不管“下一站”在哪里，“人”将永远在“下一站”等你——更迭的是万千的背景，不变的是置身其间的“人”的生活。如果恰好你也在路上，哪帧风景、哪桩城事、哪样手艺让你难忘了，都别忘了告诉我们，那里也许就是风物的“下一站”，也许我们会邀你一起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