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3月25日，香港选出新一任特首。香港回归15年来，经济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平稳度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通过与大陆之间的经贸协定（CEPA），实现多年持续稳定的增长。而另一方面，由于与大陆经济的紧密融合，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消除隔阂的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法治基础的差异、人文环境的更迭、以及种种差异矛盾带来的经济及财政上的盲点，都演变成15年之后新一届特首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今天香港所面临的社会困境，不再似15年前的未知，更像是社会公平、自由、法治以及体制的再平衡。

热点：新一届特首的挑战与资源

挑战：

    土地财政造就的地产寡头

    据统计，香港财政收入中，与物业相关的税收接近两成，比例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在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600亿和800亿港元，以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两千多亿计算，约占三成。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十几年间，无论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却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就已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后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根据香港社联统计，2010年香港录得十年以来最多的贫穷人口数量以及最高的贫穷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已成为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高地价与高财政支出的恶性循环

    香港政府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主要是新移民涌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进一步增大。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收入继续负担更高的财政支出来平息民众怨气，这变成了一种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政府为摆脱财政赤字而进行公产私有化的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

    自由行导致消费结构畸形，经济转型滞后

    高昂地租和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创意、环保、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库房连年盈余，港府不仅不再讨论经济转型问题，更多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为政绩，“背靠祖国”已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群体意识之中。虽然自前任特首董建华时期以来，政府不再安于“积极不干预”的角色，不断尝试主导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但“八万五”的房屋政策导致楼价暴跌，代表高科技经济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地产项目。在经历了连续的赤字预算案和SARS打击之后，港府开始大力发展与内地的经贸融合。

    现实中，以自由行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除了让零售业受益外，并未带动其它新兴产业发展，反而使其他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空间。即使增加了就业，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并无更好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铺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同时，连锁零售商店的急剧扩张，破坏了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其中的损害逐渐浮现，演变成今天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对立。

资源：

    自由市场经济造就的全球最佳经商之地

    多年来，香港地区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始终位居前列。港府一直担当积极促进者的角色，提供便利的商业环境，令所有企业可以在公平环境下竞争。同时，也建立良好的规章制度，确保自由市场的完整性及畅顺运作。同时，政府也致力消除企业进入新市场或新兴产业的障碍，并以公开公平方式提供支持。

    相对廉洁的公务员群体维护社会的公平运转

    除了基本工资外，香港公务员群体拥有医疗福利、子女读书津贴、超时补薪、个人进修津贴、房屋津贴等附带福利。但与高薪养廉的制度相伴的，是一套伴随公务员终身的“铁饭碗”约束机制，所有约束会延续到退休后。香港政府为退休官员再就业设置了禁制期和管制期，以防止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换取企业提供的私人利益。

    稳定庞大的中产阶级缔造良好社会氛围

    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新任特首便是最好的范例。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人士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可复制性，他们成为社会纷纷效仿的榜样，由此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