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杨芳家。”同行的县非遗办负责人指着一排排整齐的瓦房对我们说。

    “不是苗寨？！”看见杨芳家的大瓦房，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些质朴，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蜡染是在这样的房子里炼成的。

    “姐姐”杨芳

    45岁的杨芳，祖辈都住在杨武乡，她的蜡染手艺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染缸，妇女们都会做蜡染。在苗乡，男人种地、种棉花，而妇女纺线、织布、带孩子，做饭，喂猪，闲暇时就做蜡染。杨芳记得她小时候，外婆、妈妈总会织出花纹像花椒图案的布（当地叫花椒布），为了织均匀，她们赤着脚控制织布机。织完的花椒布是牙白色的，要上三道桨。然后用骨头（或石头）使劲磨均，磨是为上色均匀。这样做蜡染的布才算做好了。

与杨芳（右）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杨莉性格外向，喜欢表达，汉语讲得非常流利，俩姐妹一刚一柔，一个抓生产，一个跑营销。

在浆好的布上画图，是个技术活，要先构图，动物花鸟怎么组合，疏密繁复如何安排都要仔细斟酌。画好了图样，就要一点点上蜂蜡了。然后，要把上好蜂蜡的布放在靓蓝（一种当地种值的染料）煮上六七次，让布充分氧化、着色。最后用高温加盐煮熟，这样煮完的布，一般就不会褪色了。

传统盛装的图案是不能变的，多少辈子没变过，这个螺旋纹就是蓝竹草的图案，12个圈圈（大的8个，小的4个）代表12个月不能生病，意味着一年平安吉祥。

87岁的婆婆还能帮着杨芳裁布、做饭。

    这一套制作蜡染的程序杨芳打小就门清，父亲种地、种棉花，母亲纺线织布，用蜡染布给仨姊妹做苗衣。杨芳十一二岁时就在布上画图案了，她没什么绘画基础，看老人怎么画，就跟着学，画的都是花、鸟、蝴蝶，牛、鸡，生活中看到的任何图案都可以画上去。而杨芳常常画自己想象中的图案，画的跟别人不一样。

    那时候苗家女孩子能读书的很少，杨芳家有五个兄弟姊妹，生活困难，父亲是教师重视孩子教育，也只能让两个男孩读了书，三姊妹中只有杨芳读到初中。

    苗家姑娘在出嫁前必须给自己做一套蜡染和刺绣相结合的盛装，如果做得好，大家都会羡慕的说谁家的姑娘心灵手巧，嫁过去娘家脸上有光，否则会被人瞧不起。因此苗女们比着谁做得更好。杨芳是远近闻名心灵手巧的苗女，她做的蜡染构图好，做工细，15岁那年就给自己做了一套盛装，这套盛装让杨芳很早就成了苗女们学习的标杆。

    杨芳19岁那年，当地政府带上她去香港表演。那是杨芳第一次走出苗寨，先坐汽车到贵阳，再乘飞机到深圳，再入香港。那时的杨芳不会说普通话，把蜡染的全过程表演了一遍，香港人看得如醉如痴。一共表演了15天，做好的成品现场被抢光了。香港媒体称她“蜡花小姐”。

    从香港回来后，“蜡花小姐”成了十里八乡的“抢手货”，许多男孩子都追求她。最后杨芳选中了她现在的老公，“他对我很好，家有五个姊妹，他是独苗，等女孩子一出嫁，剩下的田就多了。”

    1989年，杨芳结婚了。接着生子、做家务、照顾婆婆、干农活，闲时做蜡染。当时，县高等学校开了一个蜡染特长班，聘请她去当老师，一个月300多块，300块在农村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那个风光的“腊花小姐”似乎远去了。

2006年，蜡染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芳成为非遗传承人。如今，杨芳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着姊妹把图案画好，然后把画好图案的订单分给分散在四里八乡的姐妹。杨芳没有女儿，按风俗应该传给儿媳，可大儿子、大儿媳大学毕业后都已留在北京工作，传给儿媳已不可能。小儿子还在长春读大学，将来媳妇能回来学蜡染？杨芳说她想明白了，自己家人传承不下去，就把技艺传给外人，反正要传下去。

杨芳丈夫哥哥家的女孩子正在跟着她学习画蜡。

    “妹妹”杨莉

    杨芳和杨莉同是县政协委员，开会时同在少数民族界别，又都穿着漂亮的民族服饰，大家争着跟她们合影。发言时才知道，一个叫杨芳，一个叫杨莉，许多代表问：“你们是姐妹吗？你们都是少数民族，应该做一些事情。”听者有心。散会后，杨莉找到杨芳“我们真应该做点事情！”

    于是，俩姊妹从联合国一个项目得到4000元无息贷款。杨莉拿到这笔钱先跑到市场去买苗族老人家织的花椒布，还买来大米，打算招集几个姐妹到家里来做活，午饭就在这吃，然后她像经纪人那样把产品卖出去。12个已婚姐妹听说农闲时可以挣钱，就报了名。在这个松散的合作社组织里，杨芳是蜡染工艺师，杨莉是刺绣工艺师，俩姐妹当起了技术指导。

    2000年，姐妹们手工制作的第一批作品做出来后，杨莉背上直奔了贵阳。她特意穿上民族服饰，盘好头，背个牛仔包，坐了一天班车到了贵阳。刚下车，两个安徽人围上问：“小苗女你好，你有货吗？”杨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专收绣片的，听说台江县的苗女们很早就这么做了。两个安徽人和杨莉一起来到中华北路一家大饭店的工艺品商店，店家一下子买了50张绣片。杨莉非常开心，姐妹们终于挣到第一笔钱了，刨去成本挣的虽然不多，却很满足。

    这次经历杨莉最大的感受是，原来在她穿苗族服饰怕人家歧视，有些汉族人骂她们“傻苗子”、“傻呆呆”，自从受一些关注，她对苗族服饰有了自信，愿意穿苗服出来。她不断把这种自信带给家乡的姐妹，证明她们不比汉族人差。“现在许多苗家孩子不愿意说苗语，我们要让他们认同自己的东西。”

    2007年，她们到工商局注了册，成立了合作社。平时，杨莉在互联网上接收订单，有了订单时就发给姐妹，按件计价。这些姐妹中，做的多、活好的，每月能有3000元的收入（在当地非常可观），平均收入在1500、1600元。丹寨县每七天有一次赶场，分散在不同乡的苗寨姐妹趁着赶场把货交上来，经她们检验合格，才能收下。

    杨莉说，她们主要是来料加工，分散经营。这么多年，一共做了五六万件产品，小件卖五六十元，大件卖百元左右。“我们是技术员，不是打工仔，大家卖的都是艺术品，与茅台酒相比，蜡染的收入太低了！”杨莉说。

    采访结束，杨芳和杨莉同我们一起去县城，她们要去缴税。去县城的路很难走，坐公共汽车要走40分钟，每个月姊妹俩都要往返几次。在车上我问杨莉：“你满足吗？”她答：“说不上，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买好房子、车子，现在都做不到，染料都是自己拉。”

延伸：

    贵州少数民族以蜡染作主要装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的头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都是蜡染制成，其他如伞套、枕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白二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编辑手记

    在贵州采访了几位非遗传承人，都是60年代生人，蜡染传承人杨芳和银饰传承人吴水根都是45岁。而且普通话都说不好（杨莉除外）。杨莉本不在采访之列，但是杨芳的普通话很差，只能说些简单的日常用语，对说普通话有点打怵，说几句就回到了家乡土话，都是杨莉一直在替她回答。而吴水根的普通话我没听懂几句，多亏了同去的非遗办负责人当“翻译”。他们都说，来这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生意机会也多了，不会说普通话真不行。

    听说我们来自建行，杨莉马上说起某外资银行正在资助她们的一个项目。临行前，还把这个项目的电子文档拷贝给我。让我感觉到，她很主动地寻找资金支持的机会，急于打开市场。吴水根更是天生具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琢磨的事儿是借助非遗传承人的名号，把自家、乡亲们的银饰做大、做强。

    此次贵州之行，与想像中原生态土著民形象有一些差距，至少，我们看到的蜡染、银饰锻造等非遗技艺已经不是原生态技艺，它们随着时代走出了苗寨，正在融入商品交易大潮，尝试着创造更高的附加值。“我们苗人要致富，只有走民俗发展的路子”。一个“俗”字道出了技艺与生活的现实联系。本版记录的几位非遗传承人正处在靠劳动致富的状态。

    当然，我也相信，仍然有一些我们没看到却客观存在着的原生态技艺，他们或守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审美价值观，过着没有被商业裹挟的平静日子。只是，当我们怀着无限的好奇心，憧憬着那些传承百年的精湛技艺，寻找他们平静、安宁的原生态生活时，却发现，他们与这个社会同步躁动着——处于迫切改变的“浮躁”中。

本版文字、图片／本报记者　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