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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家长司徒雷登
话匣子topic · 俞可
民国九年三月十五号早晨。我照常上学，走到校门口，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都挂上了新匾额；黑板金字，十分辉煌，板上都用黄纸蒙著，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中央的横额是写的“燕京大学”；两旁的直匾，是英汉各一的“女校文理科”。我忽然忆起今天便是我们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开会的日期，我们对于这匾额，实在有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希望，但是——我们朝夕瞻仰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匾额，却已寂然无声，烟消火灭的过去了。当此时事变迁，新陈代谢的时候，我们自然不应当恋旧拒新，然而我们“末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神龙出没的旧匾额，却也不能不低徊感慨呵！
这篇《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发表在《燕大季刊》1920年第1期，作者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学生谢婉莹，即日后誉满文坛的冰心。
燕京大学是由在京若干所教会学校组建而成，以这四所为主：北京汇文大学（前身是1871年创立的美以美会寄宿制男塾）、华北协和大学（前身为初创于1867年的潞河男塾）、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为创建于1864年的贝满女塾）和华北协和神学院（前身为1893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1900年庚子事变重创校舍，由此迫使这些各司其主理念相左的教会学校只有联合办学才得以新生，且须由一名局外人来牵头。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约翰·司徒雷登被视作最佳人选，即那位因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被打上“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烙印的美国驻华大使。
当时，这些教会学校可谓家徒四壁：师生流失，财政亏空，校舍衰败。司徒雷登临危受命，力排众议，毅然北上。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心血之作首推燕园。这片土地之前为前清皇家园林睿王园和畅春园的一部分，面对清华园，时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有。司徒雷登说服陈树藩出让并聘请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926年夏，新校舍基本落成，随后正式迁校。应司徒雷登之邀，蔡元培欣然题写校名，校匾悬于燕园大门。今年5月31日去世的集红学之大成者周汝昌1939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这位西语系新生便就读于该园。在燕园，司徒雷登亲手埋葬病逝的爱妻。从此，他便以校为家。“燕京已经成了我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家庭。学生们常常自己讲，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果然，燕园为桃李满园之园。邓小平1979年访美，21人代表团，燕京校友独占三分之一，其中便有时任外长黄华，他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伦智奂美四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校歌描述的不是缥缈的办学愿景，而是真切的教育现实。
作为燕园家长，司徒雷登为孩子的一生成长守望。
一潭未名湖，微波涟涟、群鱼悠悠、垂柳依依、环山郁郁。这是北京大学，不，这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则坐落在北京城内的沙滩，校内的那座红楼因“五四”运动而闻名，现为文物出版社社址。当今的北大校园实为燕京大学的旧址，是司徒雷登魂牵梦萦之所，是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生于杭州却卒于华盛顿的司徒雷登执意回归的家园。
影子武士
体育漫谈sport · 郑和平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美网男单的赛场上，一位略显矮小却一直不知疲劳、坚韧顽强奔跑着熟悉的身影，再次引起人们肃然起敬和尊重。他就是身高只有
虽然费雷尔先天条件并不出众，但却已拿下16个巡回赛冠军，如今世界排名第五。尽管从未染指过大满贯桂冠，但他却一直在坚守。在今年美网四分之一决赛中，经过4小时31分钟的鏖战后，作为4号种子的费雷尔以6比3，6比7，2比6，6比3，7比6艰难击败蒂普萨勒维奇，继2007年后再度闯入美网男单四强。“我会全力以赴。大满贯，依然是我的梦想”。
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不仅打乱了这场半决赛的节奏，在阿瑟阿什球场费雷尔与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争夺决赛权的首盘比赛中，两次破发得手后取得5-2的领先。然而在如此大好形势下，却因将到来的暴风雨，使得比赛被推迟到次日继续进行。结果在北京时间
赛场上坚韧不拔的费雷尔被冠之以“稳定男”的称号。而这些首先要感谢他多年的教练派尔斯。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每当他训练不够努力的时候，派尔斯便把费雷尔关入一间黑暗无光的2平方米的储球室。每次一关，就是几个小时，“他最多只给我一些水和一片面包。”17岁的费雷尔厌倦了艰苦的训练以及残酷的“体罚”，他为自己找了第一份工作，在建筑工地干活。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费雷尔就回到派尔斯身边，希望教练能给他第二次机会，接受他继续在俱乐部里打网球。“离开网球场我才意识到，我无法割舍这项运动。我把他看做我的第二个父亲，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正是这些艰苦而残酷的训练，铸就了他最可怕的顽强的意志品质和不屈不扰的拼搏精神。他会让人难以理解的追求每一分的胜负，无论当时的比分是多少，处于主动还是被动，他都会全力以赴，为每个得分积极准备跑向来球，完成自己预定的战术打法。“大卫任何时候都不放弃，他能够将你磨死，这也是大卫为什么能在竞争激烈的男子网坛拥有一席之地的原因。”蒂普萨勒维奇在输球后这样评价对手。
让中国球迷记住了大卫-费雷尔这个名字，是2007年的上海大师杯上。这个外表朴实，谨言慎行的西班牙青年一路杀进决赛，当他和球王费德勒隔网相对，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充满陌生感的青年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从此，中国球迷送给费雷尔“影子武士”的外号，强调其神秘和危险性。
但是多年的征战，这个“影子”似乎更多的被赋予另外一层含义，他一直被笼罩在巨人的阴影之中。他不仅身处BIG 4的夹缝之中，更令他遗憾的，是他还有一个天才同胞纳达尔。
尽管30岁还没有拿过一个大满贯，也尽管“大满贯之梦”似乎遥遥无期，但费雷尔仍然一直活跃在每年的各项网球赛事上，世界排名稳定在5至8名位次上，也正是有这些像费雷尔一样热爱网球、执着坚守的运动员，才让网球这项运动更具魅力，让更多的人喜欢并爱上这项运动。
ATP官网曾经将费雷尔比作是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他可以接受自己某一天被击倒，但是他永远不接受失败”。费雷尔认为：“做个普通的网球手，我很快乐。”
或许比赛本身，就是对他最高的礼赞。
20年前的记忆
冰蓝／图文
1992年，一部《大时代》成为了香港电视剧的经典，红马甲、丁蟹效应也流传许久，直至今日，看着它长大的人们，仍无法忘怀那一幕幕另人揪心又激动的画面。剧中方进新失忆后举家搬去的平民房、婷婷为恨跳楼、方展博和“小油太”第一次偶遇的楼道、玲姐抚育孩子们成长的地方……这一切其实都“发生”在位于马鞍山区一个叫做“恒安村”的居屋里。
居屋，由政府或房协拥有并兴建；以低于市价向市民出售；出售对象为家庭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市民（白表）和公屋租户（绿表）。购买后，在一定年限后可出售，但出售时需补齐地价。这种类型的房屋与国内“经济适用房”相似。在香港，是介于公屋和私人楼宇之间的房屋类型，居屋是没有会所的。
为了探寻20年前的记忆，我乘坐地铁到达了恒安站，出了地铁便是恒安村，整个小区并不小，相比于公屋有明显的好条件，小区内设有少量的方便市民健身娱乐的设施和便利店，楼高几乎在30-40层，分布紧密，来来往往的人们大多熟识，正值周末，大家闲散的遛弯、打招呼、聊天，我凑到旁边假装休息，便听到了他们操着比较土的香港话在聊着什么菜又涨价了、哪个阿伯的棋艺之类的，看上去他们都是些“老香港”了。这个小区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是个很注重外部美化的城市，所以这些老龄的房屋从外表看并无太多斑驳的痕迹，想必是隔段时间就会外墙粉刷一次的。
结束了拍摄工作，我一心想着能不能进去一观内部环境，可在香港，任何私人住宅都是不可以随便进入更别说拍照了。于是，我想寻找一家房产中介，但绕了半天都看不到，或许房产中介大多是集中在私人楼宇附近的吧。最后，只得离开去了另外一个居屋小区，由于不远处就有几个私人楼宇大区，于是出现了不少房产中介，几经交流，他同意带我进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居屋区，大堂比私人楼宇简单很多，保安措施却是十分严格的，很明显的在楼道里没有任何华贵的装饰，以实用为主，水泥的墙面很干净却有点显得冰冷，一条狭长的通道左右两边便是各家住户，灯光可以清晰的照亮楼道却没有丝毫温馨或富丽的味道。居民们仍是友善而熟悉的。
听说近些年的居屋比原来的有所改善，房间面积增大了，价格又远远低于私人楼宇，所以，购买者的踊跃程度并不亚于私人楼宇。那些外表的装潢、华丽的会所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比不上一间实实在在的房屋来的更实际和踏实吧。各取所需的购买自家物业，如果只是普通的香港市民，就算补齐地价，相比于私人楼宇价格的不断攀升，居屋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清风明月话董桥
聊书斋chatting · 子建
去年，董桥先生70岁大寿。除了胡洪侠为他编的《董桥七十》以外，他还在香港出版了牛津版的新书《立春前后》。友人在第一时间跨江过海帮我捎带上它们，让我有了饱读的机会。我把香港商务书局的购书凭据保留至今成书签，积累一段收藏故事。
前些年的某个月内，我从扬州的一家店名起得高古的旧书店，相继征订董桥先生已经出版的《绝色》、《青玉案》和《记忆的注脚》等新旧专著。毕竟是牛津的版本，得见其装饰和内衬都精美，其中的英伦容量和明清笔调，惹人注目。
好书当尽快意读。从作家陈子善关于《记忆的注脚》的书话中，得知董桥先生的写作量从以前每周四五篇降至如今一二篇。难怪以往他在《万象》等中国大陆杂志上开的那些专栏老见不到他的新作。后来我陆续买到他新出版牛津版的书，才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他正以每年两部新书的出版速度在赶路，宝刀未老。
这二三年，我又相继买到他新的牛津版《记得》、《景泰蓝之夜》和《清白家风》的散文集，还有以散文的笔法写下的人生小说《橄榄香》。从中读到他的笔下人生的百相和无常，也体味到他所提倡的“小说可以很似散文，散文可以很似小说”的写作理念。
读他的书，始于20多年前。那时候，我在省城负笈求学，思乡念家的那份孤独在所难免。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的《这一代的事》和《乡愁的理念》两书给了身心很多安慰，还记得那朴素如淡月的封面。其中他对各种藏书家的“书淫”心态精妙评析更是入木三分。他说，人对书的感情，跟男女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比如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你翻了一辈子也未必可以烂熟等等。读得让人们忍俊不禁，浮想联翩。这样有趣的言语恐怕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大藏书家才能够感悟得如此深刻。学校毕业后，我又陆续收集了早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单行本，一套十本。薄薄的一本，盈手入匣，精巧便利得很。就那书名一看就惹人喜爱：《给自己的笔进补》，《为红袖文字招魂》和《留住文学的绿色》等等，招魂，进补，为的是长青。那时候他正值壮年，社论的文章四面出锋，不亚于当年民国时期杂文的厉害。以后知道他更好旧纸老墨和书香物缘，在他的心中拥有一间大大的古董铺，我更沉浸于他书中所描绘的人事以及文玩中，不断滋养。
董先生从1977年出版《双城杂笔》算起，共出版35种初版集，港台选本17种40册，大陆版33种51册。其知交胡洪侠从老董的这些作品中精挑细选才汇集70篇成《董桥七十》以贺寿。就如董先生把他自己所珍藏的部分文玩，通过拍卖拱手相让给有缘人共享。结集和分惠对一个古来稀的老人来讲，不失是一种宗教行为。读其书，欲见其人。那天，好不容易得知董先生的通信地址，很想给他写个信，可一转想，人到古稀，清净为上，还是不打扰为好。
目前国内的北京三联，辽宁教育，广西师范，中国作家和海豚书馆等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先生的专集或者选集。比较港版，除版式的不同以外，大陆版还是会做删节。
友人知晓我的喜好，从港帮我带来了董先生七十过后在《从心篇》专栏结集牛津版新著《一纸平安》。书的序言写到：“今后不妨多写散淡之文，写者平缓，读者平安，多舒心！”。新书中，董老先生的文笔依旧清风明月，只是笔端开始带有甜味。或许是沧海桑田过后，满目多是绿洲。
公民个性与自省精神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最近，位于苏州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有人调侃，它的造型绝对是一条秋裤；有人却说它更像一条低腰牛仔裤；更多的人却不无嘲讽地说，从今而后，央视大裤衩不再寂寞了；有人由此及彼，说不寂寞的何止大裤衩啊，还有北京天子酒店高达40余米的彩塑“福禄寿”三星造型，安徽阜阳颖泉区的“阜阳白宫”，华西村的山寨版美国国会大厦、沈阳的方圆大厦……反正，这一系列以“以‘形’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拔地而起的建筑，确确实实让当代中国人又一次获得了群体性戏谑的快感。
我丝毫也不想享受这种快感。如果说，这一建筑是在王澍得奖以前的话，我还能够原谅他们懵懵懂懂中，把中国诺大一块建筑市场拱手让给洋设计师们去作“炫技场”或者“试验场”，一旦有了王澍，还要以洋设计为时尚，尽管中标的设计单位，是全球建筑设计类企业中综合排名第11的英国RMIM公司，尽管有专家出来表示欣赏，然而，在王澍所显示的价值面前，都无法消除我的失望，都无法遏止涌动在我胸臆中的当头棒喝。
我要棒喝什么？我要棒喝地方政府，不要再胡乱地花我们纳税者的钱了；我要棒喝，我们建筑师们不能再对展示自己个性过于冷漠了；我还要棒喝，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与建筑师，为什么会这样缺乏集体文化素养？然而，今天，我更需要猛喝一声的是，我们，包括建筑师在内的知识精英们，不能再这样缺乏自省精神了。国际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主持者把这份象征建筑师最高荣誉、堪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奖项授给了中国建筑师王澍，绝不仅仅是对艺术良知的激励，更多的，却是对生活在优秀建筑传统艺术宝库里的中国建筑师们殷切的期待，期待他们深刻的自省。
是的。自省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先哲们留给我们的“日日新、苟日新”之重要途径之一，就“吾日三省吾身”。因此，自省精神，也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纵观世界近代与现代史，有不少国家，是因为善于自省而国富民强的。比如日本，因为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有了民族振兴的明治维新，从而走上强国之路；比如德国，其代表人物是维利·勃兰特。他那震撼世界的一跪，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道歉事件之一。他以跪的方式表示的道歉，包含着整个民族的深刻自省，也因此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并且获得了自由与力量。“跪下的是勃兰特总理一人，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媒体所赞不谬！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失误者、犯罪者都以这种那种方式忏悔，但一定要能够自省，善于自省。如果说，忏悔会被人理解为赎罪，那么，自省，却是受人尊敬的一种文化素质，一种高尚的社会行为，是人生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自我检点。
当然，从社会伦理上说，要使民族精神青春长驻，国家持续发展，从繁荣走向强盛，这种自省绝不只是依靠人的道德素质去自觉地做一次性的处理，而要把自省作为制度固定下来，使自省成为长盛不衰的重要治理手段。
在当代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往往就能改变历史。典型的例子，是三角内衣公司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