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记者吴道勇

8月底，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逾百日之际，《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温州金改的热度与速度》的长篇新闻综述，报道金改的初步成果与深化走向，再次在全省范围内引发关于温州金改的焦点话题。有人仍在讨论温州为什么要金改，有的人则更关注会改成什么样，最主流的意识是温州金改必须引导民间融资走银行化运作道路。

去年9月，浙江信用风险相继暴发，温州民间借贷几近崩盘，为此也催生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出台。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目的是实现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引导民间融资从“地下”走到“地上”，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就是为这种“下”转“上”建立规矩，开拓通道。

地下融资，全国各地都有存在，温州成为信用风险暴发的焦点地区和改革试验首选地，是因为这里民间融资几乎达到了“全民办银行”的程度。这里人多地少，经商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建国以后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公有制改造。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左倾风暴最强劲的年代里，温州的私有经济仍大量存在，被视为“全国唯一的资本主义反面教材”，记者1975年随部队换防到浙江，被派往温州“考察资本主义”，住的是私人旅馆，吃的是私人饭店，抽的是在私人商店里买来的香烟，还看到了很多加工网具和鱼钩的私人作坊。改革开放以后，商业底蕴深厚的温州人喜逢春雨，孕育出了以私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与以乡镇企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一齐，成为了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温州模式”在为全国发挥示范作用的同时，民间完成了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些资本在趋利本性左右下，曾化作一股股炒作资金流，形成了全民化资本运作。“全民办银行”就是资本炒作不断变化后相对固化成的一种形态。温州作为民资之都，流动的民间资金总量有多大迄今官方无权威统计，去年当地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约8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递增。

面对民间资金的“暗流涌动”，试图通过金融创新让其涌出地面，转化成实体经济投资，成为了当政者的明智选择。今年3月启动试点，不久就有许多新的机构挂牌，到目前为止，温州已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地方金融管理局。这里还出现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等新生事物，成为民间融资在阳光下的服务平台。6月4日，温州人黄江华在一家名为“速贷帮”的民间融资中介机构撮合下，与一名叫王国才的经营者成功实现借贷对接，将自己的15万元“闲钱”以1分3厘月息出借给了准备加盟连锁超市的王国才。到8月1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交出的成绩单为借入登记817笔，总资金13.49亿元；借出登记1069笔，总金额为8.21亿；成交登记172笔，总资金1.09亿。这对于温州巨大的民间融资市场而言，仅如冰山一角。

对于温州金改，政府不缺啦啦队，但也有不同声音。事实上，在金改启动伊始，学界就有人质疑这一改革是伪命题。他们认为，在温州这样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来就不缺少金融机构，反倒是民资嗜利性太强，形成了巨大的体外循环。也有人担心，没有利率的严格限制，不坚持银行化操作，会导致从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中“抽血”，去建更多高利贷银行。

人们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温州金改实施近5个月以来，当地金融形势未见实质性好转，不良贷款反而持续上升。据温州银监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达181.4亿元，较年初翻了一番，与信用风险暴发初期的去年8月相比，不良贷款余额飙升了158.94亿元。7月底，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温州当地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在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60.43％的企业减、停产。

当然，对于积重难返的温州信用风险，要想实现根本好转，寄希望于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温州金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的丁敏哲8月27日在《浙江日报》上撰文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积极作用。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温州金改的指导思想。启动温州金改，其根本目的是“加快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现代银行业运作模式，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经历了无数次类似温州信用风暴袭击后的产物，温州的金改也好，今年7月份刚刚启动的珠三角金改也好，最终的结果都是对民间资金进行彻底驯化，使之回归到现代商业银行理性规范的运作模式上来。

（建行浙江金华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