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中共“十八大”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届时中共领导人完成换届，中国将开启新十年发展周期。刚刚公布的9月经济数据和10月PMI数据显示，经济已经触底企稳，持续7个月的下降周期或已结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在一起，未来中国政策选择备受关注，其中四大经济问题亟待解决。

    怎样刺激消费。9月经济数据发生积极变化，其中两个显著特征是出口大幅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政府再次刺激出口和投资是不得已行为，因为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启动困难，特别是消费增长，既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受制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而这两个条件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改善。

    中国人注重储蓄，源于传统文化习惯，更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导致居民不敢增加当期消费，希望通过储蓄来满足未来安全需要。在此消费观念下，刺激消费政策难以落实。中国若扩大消费，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改变居民未来预期，而这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再度进行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并改变未来预期，涉及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涉及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其本质上是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消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

    能否启动民间投资。扩大内需不仅限于刺激居民消费，同时也要启动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不仅创造增量需求，更可以为消费提供产品和服务。遗憾的是，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国进民退”，民间资本缺乏实业投资兴趣则是现实。由于民间资本只能在过度竞争性领域投资，实业投资回报率偏低，同时政府管制力加强，民营经济生存环境恶化，再加上泡沫经济严重，投机盛行，因而启动民间投资始终难以破题。尽管国务院各部委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意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但鉴于细则不细难以落实，同时对民间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竞争性垄断行业管制并未放松，“新36条”落实结果仍很尴尬。

    启动民间投资同样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政府不仅要放权，更要让利，同时更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只有真正破除垄断壁垒，才能让民间投资恢复活力。

    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改变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扩大消费和民间投资上，其根本又是利益格局的再平衡，牵扯到政府、资本和劳动三大要素在收入蛋糕中的比例关系。“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想法的积极意义是能够把蛋糕做大，但实际结果是蛋糕做得很大，但政府和先富的人拿得太多，不仅绝对量多，而且比例也越来越大。

    分配失衡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政府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如何重新确定政府、资本和劳动分配比例关系，是稳定社会情绪，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首先政府需要自我牺牲，只有减少政府分配比例，民间分的蛋糕才多。接下来就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如果过度关注最低工资要求，则可能抑制民间投资，进而降低就业。所以，真正改变分配现状的办法就是进行要素价格改革，只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才能促使资本更多雇佣劳动，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

    谁的城市化。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与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理论相符合，但中国城市化道路出现扭曲，即城市规模扩张迅速，但农民进城人数增幅有限。这表明中国城市化走了弯路，地方政府将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城市化，即打着城市化口号，将农民土地收为“国有”，然后再将土地转变为财政收入。城市无法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口，也与移民政策限制有关，再加上土地财政催生了高房价，使得农民工没有能力在城市购房并成为长久居民。

    城市化模式急需反思，在实现工业化同时，更要实现“人的城市化”。首先要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以实现土地供应多元化；其次要放弃土地财政，改革住房制度，让农民工居有所屋；再次要放松人口流动管制，让人民享受迁徙自由；第四要发展服务业，为人的城市化创造就业基础。

    目前中国社会诸多矛盾冲突都与城市化有关，只有走上正确城市化道理，社会稳定才能实现。

    中国改革与发展贯穿这样的逻辑链条：增长模式遇到挑战——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前者要增加可支配收入并改变未来预期，后者要政府放松管制、减少税负——最终结论是，政府要减少在分配中所占比例，同时将管理型政府向公共产品提供型政府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危机化解事实上都要从政府改革入手。

    可以说，政府改革是未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