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 focus ·华尔街

华尔街，这条位于纽约曼哈顿区，全长仅三分之一英里，宽仅11米的街道上，聚集着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和垄断组织。每天，数以亿万计的财富在这里进进出出。这里，是每一个金融从业者的梦中天堂，然而，这里也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在令人羡慕的光鲜背后，留下了不少落寞的身影。

图文／余江灏

话匣子topic · 俞可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演绎

90年前，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刊登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之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当日，由于右任挥毫题写的校牌悬挂于闸北青云路323号（今西宝兴路）青云里口。校舍为两层老式石库门，共10余间，弄堂门即校门，被谑称为“弄堂大学”，又因未曾在政府注册，被贬称为“野鸡大学”。最终，这所学校以“东方红色大学”载入史册。

红色，是因为1924年年初中共上海大学支部组建。当时，沪上党小组仅五个，上海大学为第一组，组员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王一知、施存统、恽代英、蒋光慈等。在沪共产党员50人，上海大学以18位居首，共青团员195人，上海大学几近占半。支部书记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1923年1月访苏回国，家人希望他“入仕途分担其家庭之负担”。北洋政府提供外交部要职，他却婉言谢绝，7月，在李大钊的力荐之下，义无反顾地来沪就任“薪律极薄”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并入选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的评议会。在1923年7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既然来到上海大学，就“要用些精神，负起责任”，并希望该校“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上海大学“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瞿秋白发表在1923年8月2-3日《民国日报》上的长文《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如是说。1924年1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响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此文被冠名为《上海大学瞿秋白等活动》。一个瞿秋白足以让敌方闻风丧胆。五卅运动当天，该校学生有13人受伤131人被捕，领导人刘华亦为上海大学学生。《会审公堂记录摘要》称：“鼓动此次引起扰乱之学生或学童皆来自过激主义之大学——即西摩路之上海大学。”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指出，“广东可说是革命策源的大本营，而上海大学好比是派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奋斗的先锋队”。世人从此皆知“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最大功勋在于创建并主持社会学系，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滥觞。瞿秋白讲授的《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由1925年9月入学的社会学系学生秦邦宪（即博古）记录，刊于该校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一期。不出一年，秦邦宪已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曾就读该系的还有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总理李鹏生身父母李硕勋和赵君陶、红军惟一女将军张琴秋等革命家。

“滔滔不绝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这是坐在丁玲身后的施蛰存所描述的一段上海大学课堂情景。奠定丁玲文学地位的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便是上海大学校园生活的艺术化再现。其发表于1929年《小说月报》上的作品《韦护》则虚构上海S大学一位刚从莫斯科归来的教授“韦护”与女孩“丽嘉”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原型即瞿秋白与上海大学文学系学生王剑虹。“丁玲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沈从文语）。瞿王两人于1924年1月初喜结良缘，不料，是年7月，王剑虹因患肺病猝然辞世。瞿秋白痛不欲生。此时，王剑虹的闺蜜杨之华给予莫大精神支持。这位1923年底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才女1924年11月18日与瞿秋白结为患难夫妻。两人名字所隐喻的天造地设充分体现于瞿秋白亲自雕刻的印章“秋之白华”。1935年8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杨之华自此厮守着这方印章终身未嫁。

当时的校园不啻为一方革命加爱情的乐土，瞿秋白的演绎堪称完美。

城里城外emotion · 舞雩

善小而为

2012年10月29日，百年飓风桑迪狂袭美东，800万户家庭断电，新泽西的几个小镇狼藉一片，一向灯火通明的曼哈顿下城入夜后黑暗阴冷，交通瘫痪，学校停课。所幸女儿处于曼哈顿中城的住所未受影响。

10月30日晚，女儿在电话里说，“妈，我这里都成了避难所了。今天有好几个同学来我们这里想借宿，但我们只能留一个人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那其他人怎么办？”

“只好去别处找。”

“啊？你怎么不让她们同你挤一张床？”

“妈！”女儿的声音在抗议。

我知道，我随口说出的话是她难以做到的。看来，当初那个哭哭啼啼要拯救世界的女孩子，最终还是突破不了小我的局限。但问题是，这是特殊时期啊。“那她们多可怜，如果你是哪个需要帮助的人呢？”

“妈！”女儿受不了我的感情攻势。“学校开放了一个大厅，她们还可以去那里。”女儿试图减轻自己的负疚感。“有被子，还有免费的吃喝。我把我的卫生间都献出来了，她们来我这儿洗澡，上厕所，还在我们这里做饭、洗衣服、写作业，我的书桌也献出来了。”

“好吧，妈并没有想责怪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或者说超越不过去的界限。那些设立慈善基金的人可能做不到为养老院的老人洗脚；那些能去山区支教的人，不一定肯捐出自己的角膜。还是那句话，能做多少做多少。”

放下电话，令我想起了去年和女儿的一次视频电话场景。

“妈，我觉得，我现在心变硬了。”这么说着，我看到女儿的眼睛里开始有泪。

“怎么了？”我有点发懵。

“纽约这里到处都是流浪汉和要饭的，纽约人看到他们就像没有看见一样。”

“那你呢？”

“我一开始很难受，现在每天看见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心变硬了。”女儿开始流泪，她真的是很伤心。

我的心有些发紧，“你在哭，就说明你的心还没变硬啊。”

“可是穷人那么多，我又能怎样？我又不能每个人都给钱，最后我会像那些纽约人一样没感觉了。”女儿的泪还在流。

“别要求自己太多了，又没让你拯救全人类。要知道贫穷是永远消灭不掉的，你爸爸工作的世界银行目标也只是减少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

“可是老师说的人文关怀，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也许将来我会找到一种方式，但现在我还不知道。”女儿的情绪似乎平复了一些。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还是妈妈那句话，现在能做多少算多少，只要自己心里舒服就可以了。‘勿以善小而不为’。”

“什么？”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刘备教育他儿子的话。”

“噢—”女儿似有所悟。

短短一年后，女儿已经学会“善小而为”了。

聊书斋chatting · 李莉

阿尔卑斯的“活雷锋”

在中国的儿童读物中，还没有一个象海蒂这样“一根筋”的人物，明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却偏偏惦记着阿尔卑斯山里的一帮穷乡亲，天天吵吵着要回家放羊。这故事要是让曹老师来写，父母双亡的海蒂可能就变成了寄人篱下的林妹妹，多愁善感，郁郁寡欢，整天纠结在个人恩怨中。但是在约翰娜·斯比丽夫人的一手“策划”下，穷苦孤女海蒂却成了一个“雷锋式”的好少年——让性情古怪的爷爷回归了社会、让瘫痪少女克拉拉站了起来、让放羊娃皮特识了字、让失去女儿的医生找到了依靠、让瞎眼奶奶看到了希望……雷锋身上那些“助人为乐、热情似火、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在海蒂身上都能找到。一百多年过去了，海蒂的“英雄事迹”传遍了世界各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由此可见，尽管国情、文化、世界观不同，但人类对“雷锋精神”的需求是一致的。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约翰娜·斯比丽夫人的本意应该是通过《海蒂》来宣扬基督教义，但一不小心创造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雷锋式典型形象。海蒂从一开始凭借天性自发地做好人好事，到后来在上帝的指引下，有意识地帮助影响别人，通过一系列“雷锋事迹”，完成了传播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义务。书中两次提及爷爷一动不动地盯着熟睡中的海蒂：第一次是海蒂被姨妈当做包袱送到山上，一向孤僻冷漠的爷爷半夜起身查看孙女的情况；第二次是海蒂从城里回来讲完圣经故事后，爷爷双手合十低下了头：“爸爸，我对上帝和您做错了事，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的资格！”并流下了眼泪。从远离上帝到向上帝忏悔，不管我们信不信上帝，这些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巨大力量，也同时体会到了什么是基督教主张的大爱。因而，斯比丽夫人在向世界输出海蒂这个“洋雷锋”的同时，也成功输出了其价值观和宗教观，这应该是《海蒂》最成功之处。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提倡要爱起来，从“独善其身”到“兼顾天下”，从爱亲推及到爱邻居、爱天下，都是在主张爱，但我们关于爱的教育却一直停留在说教的层面，始终与现实生活脱节。一种观念、一种文化如果仅仅是个学说，只能掌握在少数学者手里，只有借助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才能广为传播。我们倡导了几千年的爱的文化，却没有通过文学作品输送到世界各地，并被普通大众广泛承认。这是广大文学创作者应该向斯比丽同志学习的地方。

一直以来，我们的儿童读物、影视作品都是由孙悟空、哪吒这种半人半神、充满了斗争精神的圣斗士担当主角，始终没有一个与人为善的文学形象出现。吴承恩老先生在创作孙悟空这个形象时，是基于明朝后期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想通过孙悟空这个形象来解答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制约关系，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孩子的理解能力，因而《西游记》虽为一部神魔作品，实为一部社会小说，并不适合儿童阅读。而家长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奔着阅读的功利性，要求孩子们读《四大名著》，读四书五经，读《十万个为什么》、读《上下五千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孩子们从自己的心智出发，只能从《西游记》里看到打闹争斗，从《水浒传》里看到哥们义气，从《三国演义》里看到不择手段，从《红楼梦》里看到勾心斗角……这虽然丰富了孩子们的人文历史知识，提高了文学鉴赏力，但独独看不到真善美这些人性中最美好并构成普世观的东西。在孩子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世界观还未形成时期，没有能够引领孩子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出现，这无疑是一种阅读缺憾。

细数这些年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迎合主旋律的高大全典型外，还真找不到一个象海蒂这样充满爱的“活雷锋”形象！而斯比丽夫人呢，一个外国人，远在阿尔卑斯山脉，毫无利己的动机，连个党员都不是，却能够把全世界儿童的阅读事业当作她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雷锋精神！因此，我们不仅要提倡孩子们学习海蒂好榜样，更要倡导文学创作者们学习斯比丽同志好榜样！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自我实现与自我救赎

自省精神是完美人格的集中体现。它体现着人与人、人的内心平衡方面的努力。

那么，我们的知识精英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自省？

这与文化背景有关。在西方，进了教堂首先是去忏悔，以求自我救赎；而我们进了寺庙，是为了求取菩萨的庇护，隐恶扬善，消祸除灾。于是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自身的价值，往往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牺牲别人来实现的。自我实现，就成为排斥他人的一种本事。你自省了，极会成为被排挤的缺口。自省，或许会有，但也是为了达到压倒别人抬高自己方面的精益求精，而不是追求人格上的完美。比如，中国这几十年发生了多少折腾，作为多数中国人，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可是，我们一有问题，就是责怪别人，而且上升至国家、民族某些人，而不去想一想自己个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某些当权者确是有责任的，但作为个人，没有了这种自省精神，所以内心就永远站不起来。今天，不是都在说中国崛起，都在做着大国之梦吗？殊不知，世界上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不是从内心里真正地站起来而成其大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到勃兰特的那震撼世界的一跪吧。他这一意外之举，因为不是访问行程中设计好的，使在场的政要无不意外，当时的世界各国新闻媒体很快对此发表评论，无一不是积极正面的。“勃兰特重塑了德国在整个世界的形象；一个敢于认错、敢于担责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理由不发展强大”等等。从此德国的历届政府对反省战争罪责从不回避，并且多次向遭到纳粹德国侵略和伤害的国家及人民谢罪。他们的真诚忏悔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1973年，勃兰特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他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回忆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每年的5月8日曾经是德国投降纪念日。到了1985年5月8日，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四十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对民众说，“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到了1995年6月，德国总理科尔出访以色列，继勃兰特之后，他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再次提起勃兰特，是因为很多道理，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了。起码说明一点：自省，并不是组织行为，当自省成为了一种责任的承担精神，那就不在于上级要我怎么做，也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受命于责任的主体：我，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应有的责任与道义。如果能够这样，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或别的客观因素的防空洞堵死了。这就是自省精神，这正是自我救赎的表现，这正是所有自我实现的出发点。

作为当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但谁都没有认真思考，其前提是学会自省，学会在这个社会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的那一份自觉，一种为了解放自己而自我救赎的自觉。而这一点，正是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的表现，也个民族与国家强大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