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今年“两会”重头戏是产生新的国家领导机构，在改革氛围下，新一届政府也获得更多期待。然而，新政府面对的政治经济环境已与前届大不相同。新政府不仅面临收入翻番的新任务，更要面对难以化解的老问题。

    在复杂环境和多重目标约束下，新政府能否避免将追求政绩做为宏观决策出发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新班子不仅需要新气像，也需要新思维，更要对几大发展问题与社会形成共识。

    其一，城镇化如何避免拔苗助长？

    城镇化是新概念，也必是新政府借以推进增长的政策利器。虽然领导人强调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镇还是城的产生，都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然需要，某种程度讲，也是规模经济的产物。

    如今政府将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难免依靠政策推动，地方政府很可能复制“招商引资”老套路，大兴土木，演变为新一轮房地产盛宴。城镇只有一定产业集聚，才能提供就业和服务，而在产能普遍过剩，实业投资低迷情况下，产业集群能否向新城镇聚集显然是一个未知数。果如此，政府与其使用政策推进城镇化，倒不如政策引导城镇化，让各地因地制宜，否则城镇化会成为新陷阱。

    其二，投资依赖症会否顽疾不治？

    在中央政府制定新的10年增长目标后，各地也纷纷推出增长计划，与中央政府换届共振，地方政府也开始新政治周期。无论是出于政绩考量，还是出于逐利需要，政府都会使用“闲不住的手”来管理经济。从增长惯性考虑，加大投资就是拉动增长的最快最直接办法。如果说产业投资可能受到中央政策约束，城镇化建设就是新的投资路径依赖。

    这种投资热除了掀起“造城”运动外，更可能造成金融杠杆乱用。不久前中央政策出台为地方不良债务买单政策，这无疑鼓励地方政府寻找新的融资工具，以增大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只有加快金融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才能抑制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症。

    其三，金融“加杠杆化”如何收场？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了“加杠杆化”手段，短时间货币增速过快，从而使货币存量激增。近来舆论对M2/GDP比例问题进行争论，表明社会开始关注货币问题。从学术角度看，M2/GDP比例过高并非新问题，早在2000年，M2/GDP比例即达到146%。以央行副行长易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是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在其著名的《M 2/GDP 的动态增长路径》论文中认为，导致这一比例过高的原因是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水平低等。

    余永定论文在学界获得高度共识，然而时过境迁，官方统计的CPI远远低于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感受，而货币存量也出现被房地产等资产过度吸收的新问题，对M2/GDP比例的探讨或需要新的假设和推导。

    就货币平衡理论看，真实货币需求取决于名义利率和真实产出，而由此推导出，在货币存量一定条件下，名义利率和真实产出都与物价负相关。考虑到经济增速下降，真实产出增长缓慢，而政府顾及增长又无法提高名义利率，其结果就是物价水平升高。

    继续加杠杆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和物价总水平提升，如果去杠杆，房地产泡沫必然破裂。就新政府而言，货币问题或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

    其四，国有企业怎样改革？

    过去十年是国企意想不到发展的十年，其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条件下，资产总量快速增长。但国企在资产负债表扩大同时，竞争效率并未提升，同时挤出了“民间投资”。国企总体表现受到诟病，如“两桶油”这样的垄断国企在制造低劣油品同时还要与民争利，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中国远洋亏损严重，涉足房地产的国企哄抬地价，扰乱市场关系。而从分配角度看，国有企业利用全民资产实现了“内部人控制”，自我逐利，加重贫富分化局面。新一轮国企改革不可避免，这不仅涉及效率问题，更关乎社会公平。

    就在“两会”开幕前，政府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细则，除了动用信贷工具，还强调卖房所得税征收，这看似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手段，实际预示政府或更倾向于采用税收手段来化解贫富分化问题。正如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警告的：“当贫富分化达到不可持续的爆发点,人类历史上通常选择两种途径解决问题，要么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要么通过革命重新分配贫困”。（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