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在中国新一届政府眼里，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增长主要动力，本届政府因此被打上了强烈的城镇化烙印，外界对高层有关城镇化的表态也就异常敏感。

    日前一则有关城镇化规划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先有报道称，李克强总理否定了发改委40万亿投资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接下来发改委官员辟谣说，并无高层否定方案一说。

    虽然无法了解到真实内幕，但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国内并未对城镇化形成共识，舆论对城镇化显然心存疑虑。尽管政府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城镇化至今并无清晰发展路径，在中国现有经济低迷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很容易误入歧途。

    其一，城镇化演变为投资化。虽然现阶段投资仍是拉动增长重要动力，但在城镇化运动下，地方政府很可能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大兴土木，大搞基础建设投资自是题中之义，而政府为了扩大城镇建设规模，很可能也会主导工业项目投资，在城镇形成低效产能建设，导致新的产能过剩，从而阻碍中国经济转型。从日前有关发改委40万亿投资规划争议中，即可看到背后隐藏着的政府投资饥渴症。

    如果城镇化建设以政府做主导，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投资化几乎不可避免。这要求中央政府严格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特别要有效约束政策性银行的平台功能，避免在政策性贷款旗号下，将贷款行为变质为政治行为，助推地方投资热潮。

    其二，城镇化表现为房地产化。今年以来房价再次上涨，其中原因复杂，既有需求抑制下的市场反弹需要，更有利益集团借城镇化口号来引导预期，造成市场误读。由于片面强调农民进城形成对住房的需求，因而市场对城镇化产生住房化的误解。

    这样的误解很符合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益，政府更是借机抬高地价以获取土地财政收益。城镇化合理的逻辑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建设，将有效分流中心城市人口压力，中心城市住房需求压力将下降。当然，能否分流人口是个问题，但就地方政府而言，城镇化最直观效果就是新楼林立，因而城镇化正在成为房地产化代名词。

    其三，城镇化形成“无就业”城镇化。所谓城镇化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增长动因。历史上城镇的形成，既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更与商业繁荣有关。人类之所以聚居，就在于其方便商品交换和生活居住。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就无法吸收就业。同样，没有一定经济规模，也难形成配套服务业发展。

    在地方政府以政绩主导的城镇化过程中，基础建设先行之后，能否带来产业繁荣会是很大问题，没有就业的城镇化，将是毫无意义的。

    其四，城镇化究竟是“什么人”的城镇化。这个问题可能是城镇化过程中最难以认清的问题，极容易掉入陷阱。社会普遍理解是，所谓人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但问题在于，虽然名义上城市化率还有提升潜力，但实际情况是，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在城市，并未形成户口统计上的城市化率，同时农村留守人口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也无大量富余劳动力。

    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民工，其中一半分布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另一半分布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相较大城市，小城镇户籍门槛低，房价便宜，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已经在进行中。尽管有些农民工尚未形成户籍人口，但很多人生存状态已经与户籍居民无异，依靠大干快上搞城镇化的潜力并不大。当然，如果政府能够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小城镇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发展，小城镇经济尚有较大增长空间。相对于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片面理解的房地产繁荣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最可能的成长空间就在于发展服务业，而非建立新的城镇。

    “人的城镇化”显然无法吸收增量农村人口，小城镇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有多大空间亦并不明确。当然小城镇发展也会分流中心城市劳动力，但分流能否成为现实，以及劳动力流动对大城市产业链会产生何种影响，仍需严谨论证。

    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在城镇化趋势下，小城镇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的环境问题，小城镇能否宜居，不得而知。

    面对城镇化可能的陷阱，政府应保持一份清醒认识，必须厘清城镇化发展路径和其可能的经济后果。从城镇化角度看，政府主导，不如政府引导。（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