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一场中国式“钱荒”虽未散去，但中国的“雷曼时刻”远未到来。

    由于中国央行态度发生变化，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回落，资金紧张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这一事件已经足以改变中国金融界对未来货币供应的预期。

    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样的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中国将放弃通过货币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意味着未来货币供给速度会有所下降。显然，政府希望通过利用总供给的增量来吸收部分货币存量，以适度降低价格总水平。

    央行此前对货币市场的态度似乎就是新政策的具体体现，但经历这场“可控的危机”后，市场也希望能够避免市场出现人为的波动。对于央行而言，如何向市场给出清晰稳定的市场预期至关重要。信息经济学认为，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及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人控制时，现实通货膨胀，进而预期通货膨胀也就越低。中国由于经历了太久的货币宽松时间，因而需要更高层决策者表现出厌恶通货膨胀的态度，才能影响居民预期，而李克强值得期待。

    如何“盘活存量”，并非易事。

    一块金融存量，简单而言，对居民就是一笔存款，对银行就是一宗贷款，对贷款人就是一个投资。如果项目不能盈利，贷款人就无法还款，银行就会出现坏账，居民就会丧失未来预期。因此，盘活金融存量不是从银行入手，而是要从实体经济下功夫，只有放松管制，增加供给，提高实体经济利润率水平，才能有效让存量资金流动起来。另一方面讲，如果经济泡沫严重，实体经济也会艰难维持，盘活存量必是无法完成的目标，因此着手抑制“钱生钱”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现实选择。如此看，中国的货币问题并不简单。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无法延续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机，也推动物价总水平一路上涨，在资源短缺和外需下降条件下，过度投资只能带来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而从国际环境看，由于美联储已经暗示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间表，这会导致美元回流美国，热钱也会流出中国。5月外汇占款的下降既有打击假出口效果，也有资金外流效应。

    此时中国面临困难选择。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继续用信贷刺激，那么就需要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以增加流动性供给，但带给市场的信号是刺激无效投资和房价上涨，并带来新的通货膨胀预期。而要对冲通胀压力，又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维持劳动者的“简单再生产”。但由于中国目前吸收就业的主体是私营企业，而其经营环境恶化，他们要么选择抑制劳动成本，要么减少就业岗位，这样的结果自然产生社会压力。

    因此，政府再用印钞票办法维持增长势必导致执政基础发生动摇，适度降低货币增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货币政策紧缩的后果不言而喻，资产要重新定价，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都要受到冲击。地方政府债务无法借新偿旧，理财产品的货币池子会缺水，利率高企则影响贷款投向和实体经济投资。

    要命的问题是，资金的逐利性必然让有限资源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而房地产自然是资金的优先选择。因而如何让有限增量货币流向新兴产业，仍需决策者认真做功课。

    因为资金紧张导致的货币价格升高不可避免，而资金逐利性又让房地产业具有吸引力，但随着通胀预期彻底逆转，房地产投资风险临近边界。房地产投资的前提是预期房价继续上涨，但房价上涨表面看由供求关系决定，实际更受货币增量影响，一旦市场看到货币增速下降，对房价预期也会随之改变。

    当然，房价短期并不会出现大幅调整，这是因为限购政策决定了住房交易量无法放大。由于需求受限，实际二手房供给也发生萎缩。一旦放开限购，则市场交易量会突然放大，并引发价格快速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泡沫问题突出，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引发中国式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房价下跌。如果政府推行房产税并放开限购，那么在货币供给紧缩背景下，“囚徒困境”势必引发囤房者争相抛售，导致房价快速下降，从而引爆中国的“雷曼时刻”。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房地产泡沫破裂才会催生中国式危机的引爆点，而房产税和限购放开则是重要时间节点。

    危机不可避免，政府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释放风险，让“硬着陆”的损失降到最小，并将“雷曼时刻”尽可能延后。

    （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