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会议将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这将影响未来近十年中国政治经济走势。

    政协主席俞正声此前表示，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这种看法也获得民间认同，因为根据以往历史经验，多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发展给出了战略性指引，而本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召开的，民众更对大会议程和改革方案充满期待。

    新一轮改革要达到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保持政权基础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增长既是民生问题，也与巩固执政基础有关，因此，经济改革方案备受关注。

    经济改革大方向是增加民间活力，因而“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议程会聚焦在推动经济自由化的若个方面，包括政府放权、分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迹象，如何发展实体经济成为未来增长关键。如若推动民间投资，则要进一步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近来国务院连续出台放松管制的改革措施，以及启动上海自贸实验区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样本，就是希望通过放权，建立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当然，政府放权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少权力寻租，抑制腐败。不过让政府放权并不容易，今年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为55.8%，再度超过消费，其中政府投资依然唱主角。要让政府放权，除了中央政府强力推动，更须有政治改革配套。

    土地改革主要是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由于征地过程中社会矛盾突出，农民利益未得到有效保护，土地改革很可能在“三中全会”后推出，其核心是集体土地入市交易。当然，土地流转改革后仍会保留政府征地权力，但毫无疑问，农民会享有更多土地处置权力，这是大势所趋。土地流转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小产权房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会进一步增加住房供给，破除房地产“伪市场化”。

    财税改革是重头戏，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也与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财税改革涉及多个方面，如“分税制”是否坚持，消费税会否推出，预算管理能否“全口径”等。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不可避免，在事权划分基础上要重新分配财力。“预算阳光化”肯定要推进，这是约束权力的有效制度保障，不仅政府预算要透明，国有资本经营也要实行预算制，至于能否全面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这要看中央决心。预算透明化不仅在于约束政府权力，也体现着政治民主。消费税这类的直接税能否启动，有待会议给出答案。房产税无疑会扩大试点，更可能启动立法程序。房产税作为财产税，既可给地方政府提供长期有效税源，也有助于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分配制度改革是难点。现有利益格局出现固化，改革阻力不小。政府或通过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改革，来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因而，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高收入群体纳税税基就是改革方向。在分配改革过程中，国企分配改革是块难啃的骨头，另外，如何抑制政府收入增长也是一个难题。今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各地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依然低于GDP增速，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没有显著改善。分配改革意味着从人嘴里夺食，难度可想而知。

    遗产税是调整分配的重要方式，虽然各国实践证明遗产税效果有限，但中国研究遗产税更具现实意义。这是解决贫富分化重要手段，也是维持中国社会活力重要制度基础。退一步讲，也是抑制官员腐败的药方。官员即便想贪，也会悠着点，否则岂不成了税务局的义工，还得冒着生命危险。

    不管民众是否愿意，房产税和遗产税都是政府解决贫富差距的利器。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总结道：“当贫富分化达到不可持续的爆发点，人类历史上通常选择两种途径解决问题，要么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要么通过革命重新分配贫困”。

    国企改革在全会后会进一步深化，鼓励民间资本购买国企股权，促进混合制经营，是国企改革要义。至于金融改革，基本思路早已厘清，全会后或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及推进民营银行快速发展。

    “三中全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经济改革方案一定有所突破，这是政治与经济发展客观要求。（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