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长三角——苏州篇（上）
苏州经济多元化的模式与苏北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发展，在苏北随着乡镇经济崛起的同时，苏州则成为“招商引资”吃螃蟹的人，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给本地民营经济造成挑战，产业关联性不大，没有交叉竞争是主因，反而为民营企业开拓出了与外资产业相关的上下游领域。在外资企业生产与管理的示范效应前，不少民营企业也在努力寻求突破瓶颈，试图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转型！转型？
震雄铜业车间
东亚的经验表明，产业的升级、企业的转型多为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的必然回应。
■ 本报记者 薛洁 特约记者 方丽洁
“你们觉得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吗？再升值我的订单就没的赚了。”昆山华涛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晓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几次问记者，也像是问自己。
“1340元是最低生活保障线，企业的工人工资依据这个基数来定的，每年国家都上调这个基数，最近几年我们的成本已增加了3倍，再搞最低生活保障，企业倒闭得更多。”震雄铜业财务总监李仁华在对本报记者谈到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时颇感无奈。
5月，记者一行在昆山经济开发区采访了两家民企——震雄铜业和华涛电子，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企业订单减少、技术转型的困境以及不断上涨的劳动力用工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转型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国内外市场需求、人民币升值逼迫转型
综合实力居全国500强前列、产品远销海内外的震雄铜业，感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寒冷”是从2008年10月开始的。当时，国际铜期货价格连续出现12个跌停，随之而来的是订单的急剧减少。“我们的开机率从2008年10月开始下降，到12月底时开机率已降至正常时期的4成。”财务总监李仁华回忆5年前的情景说，度过那道难关后，老板更加坚定：企业必须升级，摆脱单纯依赖进出口订单的盈利模式。
“其实，能从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厂成长为全国500强，我们一定是不断转型、不断升级成功的企业。”正如李仁华所言，从1996年开始，震雄铜业从为上海大众生产汽车线束配套，到为港资企业生产网络线、信号线，再到为日本企业、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生产电子线。而伴随这些订单升级的是企业不断的技术升级换代：从意大利、德国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二十多年，如果不升级，我们早死掉了。”
然而李仁华坦言，像震雄铜业这样的行业龙头在今天完全靠技术转型比较困难，“我们这行关键看生产模具，目前最先进的模具技术在日本、德国，他们根本不卖给我们。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很差，山塞能力极强，我们的模具被人看上一眼就被抄袭了。也就是说，我们能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人家也能生产，而只有我们能生产的高精产品，目前国内行业应用少，养活不了我们。”
“从
“现在手机、笔记本越做越薄，行业不断走向高端，像Google眼镜，里边肯定有导体吧，有导体就要用铜线，而且一定用很细的铜钱。可惜目前国内行业应用参差不齐，像
一直作为行业翘楚的震雄铜业，今天又面临着转型的十字路口。这一次他们能顺利度过吗？
位于昆山千灯镇的华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涛电子），在线路板企业云集的千灯，是数得上的优质民企。采访时，“50后”董事长冯晓华指着桌上的电暖壶、电视遥控器说：“你们看电暖壶、遥控器这些都是低端的线路板，现在低端市场越来越没竞争力了。”冯晓华告诉记者，华涛电子的转型之路是从甩掉低端面板开始的，“我们准备逐渐退出两层板的市场，低端企业迟早要被洗牌洗掉的，去年镇上就倒了好几家。”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很多线路板厂家迫于订单压力纷纷倒下。为此冯晓华改变了以前只追求产量的模式，将资金、技术、人才投入都往利润高的方向走。将自己手下的三家工厂分了档次：最早的电子元件厂做低端的两层板，华涛电子做六到八层的多层板，多达电子则准备做八层以上的高端板，逐步把订单往高端市场调整。今年增加了不少荷兰、德国的高档订单。昆山虽然是线路板之乡，能做高端线路板的还是少数，毕竟小企业投不起高端设备，线路板行业拼的就是设备，冯晓化投入2个亿，从德国、以色列等国家进口了顶级设备。“低档设备做高端产品很费力，高档设备做中档产品就很轻松，利润高，报废率少。现在都提倡产业升级，产品越来越高端是无法回避的走势。”冯晓华说。
然而，这两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却让冯晓华的出口市场日渐萎缩，之前工厂有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日本、韩国，人民币升值后，冯晓华让了百分之三的利润，价格还是跟不上，日韩的订单一天天减少，今年的外单还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升值给冯晓华带来的显然烦恼更大。
人力资本的转型之困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震雄也一样，铜价狂跌，加工费下降近千元，人工成本却不断提高，如果想保持利润空间，成本必须降，电费有高峰平谷不同价，晚上可以多开机器，白天减少一些。最难的是降人工费用，金融危机时，订单不足，我们只有平常4成的开工率，工人只能放假。最高峰时厂里有1200人，现在只有900人，二线员工已经减得不能再减了，老板说只增加一线员工。”李仁华一口气向记者念起了企业的“开源节流”经。
“1340元是最低生活保障线，工人工资依据这个基数来定的，每年国家都上调这个基数，每年都要涨工资。老板说工资可以涨，但吨位不能涨，说白了就是减少人工，以前3个人干的活，现在2个人干，拿原来3个人的工资，所以我们的工资总额涨了，但人数控制住了。我们的工人大多来自安徽、四川农村，人家就是为挣钱来的，都爱加班拿加班费，所以排班成为头痛问题，干脆按劳动法的小时数，前面全部排满班，后边拼命放假，就是不让工人加班。”顿了顿又说，“再搞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企业倒闭得更多。”
而冯晓华提起这几年人工成本的增加也是一脸的无奈。“前两年遇到招工难的问题，最怕过年之前半个月和过年之后的半个月里，工人都回家过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回来，这一个月非常苦，急得冒火，根本过不好年。几年内工人的工资翻了一倍。用工成本这么高，做利润低的面板肯定要死掉的，现在最担心工人刚培训完就走了。”
冯晓华真诚地说，他现在总在动脑筋琢磨怎么稳定住工人，因为只有稳定住工人，才能稳定产品质量。“现在我们跟台资企业工人的工资差不多了，3000-4000块钱一个月。管理上比台资企业更人性化。”
记者获悉，2013年国内劳动力成本仍在上升，上半年已经有多个省市区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由此看来，冯晓华的转型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移业移居在昆山
——记昆山台资企业在华发展
在光隆实业有限公司的厂区，这些集装箱是用来存储布料的，原来这片地计划盖仓库，但经过计算，买旧集装箱来装布料的成本要比建仓库划算，体现了台资企业财务上的精细化。
■ 本报记者 刘静
“我93年来的时候，昆山还没几条街呢，这里都是农田。”从沪士电子副总经理李明贵二楼的办公室向外望去，绿树掩映下的厂房接连不断，五点之后，昆山的主干道就会车行缓慢，迎来每天的上下班高峰拥堵。
1992年，沪士电子成立，它成为了进驻昆山的第一家大型台资企业。随后，聚拢效应形成，截至目前，昆山已经有4300多家台资企业进驻。他们占到了苏州台资企业的一半，是江苏的四分之一，全国的九分之一。
“这里很像台湾，水多、人和善，到来了就觉得非常熟悉。”李明贵对于昆山的好感，光隆羽绒财务部经理陈志宏也有同感。“爱吃海鱼的习惯到了这里还可以延续，巷子里的鲜鱼屋每天售卖当天打捞的海鱼，饮食不用改变是最要紧的。”
走在昆山的街道上，台湾人经营的生意很多。昆山市马上办服务中心主任张琴的儿子就是在一家台湾人投资兴办的幼儿园读中班，学校里使用的教材是台湾课本，很多家长还外请了台湾家教。“很多台商反倒喜欢让子女读我们的公费学校，大家互相之间已经有了认同和融合。根据我们的统计，台资企业离开这里的不多。我们希望企业进来了，人们移业移居，共建共荣，在昆山有归属感。”
“马上办”是昆山市政府专门为台资企业设立的服务机构，在2006年台资企业蓬勃发展之年顺应成立。那时候，台商来到中国，对内地政府机关行政流程不熟悉，遇到了海关、商检、建设、环保等方方面面颇多问题。“马上办”由机关干部抽调组成，他们帮企业主跑对口、搞对接，工作不分昼夜，被人们戏称为“5+
昆山上自政府下至银行业，服务意识强烈，这让李明贵有些没想到。90年代的台湾银行业已经放开，国内银行业的行政化与之形成对比。但在昆山，李明贵没想到跟银行的合作还蛮顺利。1997年农历新年刚过，李明贵还在台湾休假。随后接到建行昆山行行长、副行长的一通电话。原来是为了沪士申请的一笔8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之事。李明贵飞了回来，还带着台湾特产长寿牌香烟。“那个时候，不要说外资企业，连内资企业贷款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没想到很顺利的就批了。这里的政府、银行想的都是‘你们赚大钱、我们赚小钱’，优质的服务胜过优惠政策。”
2009年左右，在沪士上市前期，却经历了一段意外的困难时期。当年，长三角出现了最大的一起企业倒闭事件——由于无力偿还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债务，在江苏常熟投资建厂的台资上市企业约20名台籍高层集体携款潜逃，这引发了对台企业的信任危机。贷款银行因此对沪士有了极高的警惕，资金到期后不再延续。最后，建行的贷款给沪士解了围。时隔一两年，沪士上市成功，多家银行上门营销募集资金存款。老板仅提了两个原则：一是危难时谁帮我们最多，就给谁最多；二是曾经不信任我们的，一分钱都拿不到。“我们做企业如做人，雨天的时候你给我送伞，晴天的时候我就要回报。银企合作就是这样，不能雪上加霜。”
2012年，中国证监会出台“二号文”，允许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可以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这意味着企业有更多资本利得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再次对银行理财实力进行甄选。沪士开始把趴在银行的存款拿出来公开询价，它同时向几家银行发出邀约，除了四大行还有中信、浦发、招行等等，价高者得。
与李明贵的“多赚一点点”一样，陈志宏的“少花一点点”也是台资企业的显著标志。光隆羽绒厂区里有一块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地面很特别，那里整齐的摆放着12个集装箱。这些淘汰下来的集装箱被公司以每个三万块买来，当做了存放布料的周转仓库。原来，生产所需的胚布价格时有波动，在价低时买进可大大降低成本。但如果建造仓库，不仅要去相关部门报建不说，预算至少150万人民币。于是，大家想出了这个简单廉价的办法。但精打细算的光隆羽绒在技术投入上并不吝啬，它拥有着国家一级实验室，就在朴素的办公楼二层。明年公司还打算进一些绗缝设备，虽然至少要花掉500万美元。陈志宏觉得这个投入很值得，因为硬件的升级带来的是优质客户高要求的订单，这意味着产品质量又向前走了一步。
谨慎、稳健是人们给予台资企业最多的形容词。这与当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势头似乎形成反差。快速适应了国内生活的李明贵却对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不适应，“1995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太吓人了。1997年时，我们出口顺差200万美金，省政府就说我们是出口创汇大户了。现在国内一年是两三千亿的增长，速度太快了。”“我们希望每年有10%—20%的成长，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缓慢，但我们觉得这行成长不能过快。”陈志宏对此也很坚定。
初探外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 张小雅
在整个江苏的采访中，苏州为何单独成行，是我们采访前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江苏省内，经济不均造成了多级产业链的分布，苏北以内向型经济为主，苏南大部分地区则兼而有之，而苏州则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所在地，苏州模式有其抓住历史机遇的一面，但更有制度成因，产业和行业分工明确的良性竞争，效率、市场为主导的招商政策以及人才配套制度的完善，让外商投资在此地开花结果，绵延有序。也因为苏州经济发展的独特性，1997年1月，建行苏州分行作为机构改革试点，被总行列为辖内计划单列，由总行直管，也是苏州金融系统中最早升格的一级分行。之后，中国银行也将苏州分行升格为一级分行。
追溯至外商投资的源头，1984年的昆山经济实力在苏州所辖各个县市里排在末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大潮中，昆山错过了的最好机遇，资金、人才、技术、产品、设备什么都缺，没有工业基础，如果继续跟在其他县市后面不可能翻身。
蓬勃发展的深圳“蛇口开发区”给时任昆山县县长吴克铨以启迪，昆山能不能也划出一块地方来建个开发区，集中力量将基础配套设施夯实?这个开发区不能因陋就简，基础规划一定要超前，这样才能对大企业有吸引力。于是，在老县城东南侧，划出3.75平方公里作为工业区。
当时，一切在悄悄进行，“不对外讲，不汇报，万一有人说不行，就得停”。经过三年建设的昆山开发区基础设施初具规模，环境优势初步显现，到1987年底，区内办起中外合资企业4家，引进外资250万美元，联营企业13个，共实现税利1670万元，出口创汇1550万元，被誉为“江苏小蛇口”，名声开始响起。也因此，昆山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达到1.039亿元，苏州六县(市)财政收入至此全部成为“亿元户”。
这也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一年。1987年4月，苏州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利用外资办公室。7月，苏州市部分公司获得直接对外出口经营权，苏州对外贸易进入新阶段。8月，江苏省政府在苏州召开苏锡常地区外向型经济工作会议，苏州的做法得到肯定，下一步的目标得以明确。1月召开的苏州市市区经济发展研讨会提出，苏州经济面临新的战略转型，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外商直接投资，由此开始迈进快车道，并逐渐成为拉动苏州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之一。
1992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全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的“身份”得以明确。后来，苏州又先后拥有了高新区、工业园区等5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2个省级开发区，各个乡镇还有独具特色的工业小区。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外资均出自于开发区。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中，基础设施包括了道路、供电、供水、燃气、供热、排水、排污、邮电通讯、有线电视和土地填高平整。在当时，为园区企业提供供热和有线电视是很少见的。在区域差别不大，招商政策同质化的今天，这种人性化的细节恰恰才是“杀手锏”。
为了避免各开发区之间的恶性竞争，用政策和措施引导各开发区准确规划和定位，形成了如今开发区产业布局合理，整体配套完善的良性发展态势。苏州下辖五县市，各县市都有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吴江以纺织业为中心、常熟以服装业为支柱，张家港以重化工为主，昆山和太仓分别吸引台资和德资企业投资驻厂，形成了高中低全产业链的发展。至2013年，上述5个县市在全国百强县的评比中均名列前十。市场的需求也带来了制度的创新。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内有40个相关部门，设80多个窗口，办理事项包括了苏州市政府部门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所有审批事项。在服务中心的各个单位，都有一枚“行政中心审批章（某某局）”，在苏州市行政辖区内这种公章的法律效力等同于该单位的公章，这就真正地提高了服务中心的办事效率。而记者在昆山采访到的“马上办”也同样秉承了效率至上的办事宗旨，苏州营造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经营氛围，从根本上迎合了外资企业主务实的需求。
伴随着苏州制造业由粗放走向精密的过程中，“人才”问题初现。对此，苏州工业园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开发区竞争力之一，来源于在投资需求出现之前，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超前培训员工的技术能力”。苏州工业园区的职业技术培训学院，引进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学工厂概念和模式，使其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国际投资商所要求的操作技能、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如今，以健雄职业学院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技术教育院校在苏州蓬勃而生，这些院校注重技能实践和针对性培养，为当地外企、民企甚至部分军工企业输送专业技能人才，极大解决了苏州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人才“瓶颈”。
由于苏州制造业的多元化，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外部需求虽有波动，但回暖复苏也极快。在中国制造业普遍低迷的今天，这一状况不能不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