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道勇

    我国经济学界有个共识，即江浙沪地区是当代民营经济起步最早、结成阵式最大的地方。纵观长三角腹地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贫困是动因，底蕴是基础，政策是春风。浙江与苏南、也包括上海，是国内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们靠农业经济无法保证温饱。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从一片杂草丛生的的海滩上开埠，带动了周边区域工商业经济的兴起，这些区域总和起来，刚好就是今天“长三角”腹地。上海开埠几十年后，这里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枢。据史料统计，1940年时，长江三角地区的工商业总产值和出口商品交货值都占据全国总量的70％，这也正是蒋介石视皖南新四军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真正原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在全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江苏江阴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没有贯彻执行。他认为地太少，分不分一个样，亩产高到顶了也过不上好日子。他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大队集体企业。在苏南，改革开放前就有社队企业的生产大队不少，很多创办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因属于集体经济，“成份”好，没有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这些最后成为了苏南模式崛起的基础。浙江的民营经济以个私成份为主，起步更加艰难一些，改革开放前，除温州市区被允许保留部分个私经济以供居民谋生外，其余地区都是“一大二公”。是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讲话吸引了农民洗脚上岸办个体户。最早的个体户主要是涉足流通领域。后来小商小贩结成了大阵，造就了义乌市的“马路市场”。如此“挠乱社会主义市场”并直接冲击“统购统销”红线，当政者犹豫了。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执政理念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认为当地农民地少，历史上有靠“鸡毛贩糖”担贴补家用的习惯，把他们驱散回家无以养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变通的办法是在县城划出一块地让商贩们集中摆摊，看看再说。后来并没发现来自上头的阻力，他力主县委县政府联合发文，启开了现代商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专业市场史”。几年后，义乌撤县建市，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建立在市场上的城市。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临义乌召开“全国市长会议”，义乌经验被推广，国内流通被彻底搞活。市场的发育带动城市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国有建筑企业没法满足需求，民营建筑企业在和畅的惠风中破土出苗，拔节长高，“中国广厦”、“浙江中天”、“太平洋”以及无数建筑大鳄横空出世。

    在流通领域的全面开放搞活的同时，融动了民营自造业生长的脑垂体，“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的小商品生产经营模式在浙江普遍蔓开，同时，巨大的流通能量为苏南由社队所有制发展成为乡镇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打开了无尽的销路。毗邻吴仁宝的华西村不远的新桥镇，一个仅拥有小型服装加工厂的村庄分孽嬗变成年产值都达数百亿的两大服饰企业集团，其中的阳光集团就是建行行服的主要供应商。

    相比较而言，民营自制业发展初期，要比民营商贸经济生长坎坷得多。这不是源于市场与技术的原因，而是来自极左思想的束缚。流通开放，人们普遍理解是办个体户，而搞工业生产，就得办工厂和雇用工人，“企业主是不是资本家呢？”如果按照“剩余价值论”理解，那不就是吗？很多人想不通了，认为要限制规模，否则搞成到处都是资本家，就成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当时有一种说法，雇用7人可以算作坊，投资人也参加生产与管理，可以允许，过了这个限就不好说了。对于这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口水战，还是那位老人发了话：“不要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民营经济的弄潮者们找到了航标，从“凭胆子办事”转向了“合法创业”。

    反观已过的三十五年，政策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给足了正能量。去年3月，国务院批准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义乌人又开始摸建商贸特区的“石头”了。这里的人们创造过一句名言：争取牵着政策走，保证跟着政策走，绝不背着政策走。这，或许就是站在创业者的立场上对“摸着石头过河”作出的诠释。现在，浙江又在推行“个转企”和“小升规”经济发展战略，她所牵动的必将是全省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又一个春天。而在上海，在江苏，在大江南北，刺激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区域战略正续写着更为宏大的“中国梦”交响乐章。（建行浙江省金华分行）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