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长三角——上海篇
图/CFP
走进长三角——上海篇
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带寻访的最后一站，也是变化最快的一站。3月初，记者采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时，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消息还未正式公布，这也是为什么在此次访谈中未涉及此题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访此地经济的繁荣、多元和包容。
“十二五”规划中指出，上海将在本世纪初建设成为集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位一体的国际中心。从规模而论，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中心。2011年上海经济总量达到1.9万亿元，超过日本京都和韩国首尔，排在全球大城市的第11位。但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年~2012年)》，亚太地区的几大经济中心如东京、新加坡、香港、首尔分别排名第3、8、9、10位，上海、北京、深圳仅仅位列33、55、67位。上海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经济中心，仍然任重而道远。
自贸区的挂牌，恰是这条路上的又一里程碑。从这点上看，上海已经突破了长三角的地域概念，进一步成为全国经济、金融动脉的核心。自贸区的成立，意味着上海的试水和探索将为日后全国性的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方面的改革摸索出经验和方向。
在探索中寻找机遇
记者的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至今已近百天，共进驻金融机构数十余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家。百日来，自贸区分行究竟运作得如何？我们原本欲就此采访建行上海自贸区分行行长李骏。然而就在采访前一日，央行公布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哪些方面给现有的银行经营和管理体制带来思考和挑战，继而成为我们本次采访的主题。
■ 本报记者 张小雅
对于银行而言，《意见》落地后反过来可以提升银行自身经营模式和风险管理改革。自贸区分行便是一个载体，是中资银行先行先试，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和风险管理的试验田。
“自由贸易账户（即FT账户）与境外账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FT账户与境内区外其它账户之间的双向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理，这些都体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精神。”这也是李骏目前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寻找客户到建行自贸区分行开立FT账户。李骏不仅是建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的行长，也是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作为上海分行下辖的二级分行，自贸区分行可以与上海分行共享客户资源。”上海分行已经把目标客户分解到各个支行，要求在
从这一点来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从香港又往内陆推进了一步，建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的性质实质相当于境内分支机构与海外机构结合的综合体。李骏最为关注的一点，则是人民币的跨境融资。《意见》第15条规定，“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借用的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衍生产品，不得用于委贷”。“只有银行拿到的资金够低，才有条件为客户提供更优惠的融资。从境外市场来融资，资金成本会降低1%以上。基建是建行的优势业务之一，自贸区包含了外高桥、机场综保区、洋山保税港区，对基建工程的需求非常大。这些企业融资额往往较大，财务成本节省将非常可观。”
根据《意见》的总体精神，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应该是“绿灯模式”。这也意味着跨境人民币融资所得可以由主体再投向境外，实现企业并购、证券投资甚至购买房地产。“主体”则既包含企业，也包含在自贸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正如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所说，“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渠道和手段，最终目的是让贸易和实体经济在其中获得便利，实现利润的更大化。”
对于跨国企业来讲，以前需要在香港或新加坡完成的人民币境外资金池也可以转移到自贸区内进行，将境内资金池与境外资金池打通，实现人民币资金的双向流动。“只要将在自贸区内注册的子公司作为资金池的核心企业即可，这样母公司对大陆境内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将更加灵活。”对此，曾经从事过国际业务的李骏深有感触：“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上述业务是专享产品。比如某美资跨国企业在国内有十几个子公司，美国分支机构在季末的时候经常资金紧张，但国内分支机构则有盈余。美国分支机构会在季初发行90天票据，到期时，在一定条件下可将国内结余转至国外，用于归还到期票据，同时优化报表。下个季初再发新票据，资金再回笼国内。从而形成集约型财务管理，降低财务成本，提高报表质量，抬升股价。”
但在享受改革红利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李骏坦承，“FT账户带来便利，但也给银行的流动性和风控管理带来挑战。”《意见》中指出，“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业务计入其法人行的资本充足率核算，流动性管理以自求平衡为原则，必要时可由其上级行提供。”也就是说，FT账户里发生的所有业务必须实现自求平衡，其帐务核算、流动性管理与现有的传统业务是分开的。“关键是自求平衡这四个字，说明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将流动性风险降到最低。”李骏认为，区外的内资银行在以存定贷的基础上，往往会在资金紧张的时候进行“揽储大战”，但自贸区分行并不重点考核存款指标，如何在市场化竞争中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各种产品保证流动性安全、管理好市场风险确实是个难题。目前，建行自贸区分行会和总行、建行海外分行以及其他银行的自贸区分行形成流动性协调机制，将风险降到最小。“我们会考核利润和经济增加值，并会选择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要求资本回报率。开设自贸区分行的目的不是做大，而是做好，最大程度获取自贸区内的金融经验并能在未来推广复制。”
鉴于境内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集中在国企、央企等大型客户。这些客户信用资质好，有国家信用作为托底。但是，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客户贷款质量的好坏与银行尽职调查是否完善相关性大，这对于欠缺经验的境内银行来说，也是需要“补课”的内容。目前，银行会和自贸区海关、商检等部门进行电子化信息共享，辨别贸易真实性。境外企业和个人背景的辨别，也会搭建类似平台进行调查，以做到了解客户。同时，建行自贸区分行还会向建行纽约分行、香港分行等尽职调查做的比较好的地区学习审核和开户流程，并拟派遣部分业务骨干赴香港分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跟岗培训。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准备用3个月时间实现《意见》30条各项措施的落地实施，力争用一年时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是，短期内资金流动以及业务开展的尺度，都将视前述试点银行业务开展的结果而定。参与此次试点安排的工作人员透露，试点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压力测试。通过几乎不加干预的运行，测试市场资金如何流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直在为试点工作忙碌的李骏认为，这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前奏和试探。“利率放开后，小银行的报价可能会比大银行激进，如何不在价格问题上进行内耗，促进合理市场价格的形成，目前由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成立了自贸区分会，将在各银行之间进行协调。” 这也是境内区外中资银行所缺乏的，市场环境下需要的往往不是竞争和依赖，而是合作。未来自贸区内的银行竞争应该是市场化的、规范的、理性的。这正是“试点”的意义所在。“我们是要在放开管制的环境下不断完善自己，而不是要把对方一口吃掉。”
由于区外利率市场化尚在改革进程中，中资银行的利润来源仍以利差为主，“经营风险”多是停留在条文层面的解释。但对于自贸区分行来说，这将是真刀真枪的演练。以利差为主的粗旷式经营，必然将被国际市场上精细的风险管理和合理定价所替代。中资商业银行也要完成从“守财”到“创造财富”的转变。因此，建行自贸区分行也力邀那些有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经验的同事加入。
除此之外，李骏还迫切想与总行、上海分行的其他辖内机构以及海外分行探索合作机制的建立。“自贸区分行隶属于上海分行，可以共享后者的客户资源和金融市场渠道，但是未来除了部分境外业务外，区内金融业务都可以推广到上海辖内的所有分支机构，到那个时候客户资源如何分配？如何与总行之间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由于上海自贸区业务的性质，业务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与海外分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这方面，自贸区分行既是海外分行的“学生”， 也形成竞争关系。“有朝一日如果与海外分行服务同一个客户，我希望能建立起利益共享机制。”
虽然此次自贸区金融改革经常被大家与30年前的深圳特区开放相提并论，认为从监管层到市场参与者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李骏认为二者之间仍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我们将从制度设计和国际化视野的角度亲历并推动这次改革，而不是单纯的‘蛮干’。”
助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专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 本报记者 张小雅
建行报：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圈中的角色是什么？金融中心和航运指数对于长三角乃至于全国经济有着怎样的作用？
金融办：与珠三角相比，上海原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前者多为中小制造企业。2008年国务院发文指导意见，2010年发布长三角规划中指出，上海要建成亚太地区的门户、重要制造业基地，国际区域。目前长三角中，两省一市（浙江、江苏、上海）占全国GDP的22%，再加上安徽的话占比达到30%，上海既有引领之作用，也与周边省份经济形成共生依赖的关系。作为区域中的中心，还要兼有辐射周边的作用。
上海金融中心的体量取决于经济的体量，上海金融中心的概念是全国性的，周边发展得好，上海会更好。比如商业银行的票据中心基本都在上海，上海所拥有的也是全国的资源。所以，当初票据转贴现合同文本的统一，去年先是在长三角地区试点，之后才在全国推行的。
建行报：上海对于小微企业采用何种扶持形式？
金融办：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过程，从过去忽略到引起重视。初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较高和成本收益不对称也使得银行在进入这块业务时有一些顾虑。市财政联合其他部门先后拿出20亿元进行风险补偿，当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大于3%以上时，市、区财政会各担50%来补偿坏账。同时我们对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增幅较大的银行也有奖励政策，在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的千分之四到千分之五之间。此后我们的微型企业贷款规模增长了261.7亿元，奖励总额达7000多万。针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指出要对小微企业融资要实行“便利化、批量化、多元化”。前两者是指我们已经在区县以及各级园区都搭建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能发挥几个作用：首先有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可在该平台进行申请，企业通过此平台可方便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商业银行，另外，这些平台可以发挥区县政府或各级园区的作用，把银行一时间难以了解的资金、税收、企业主资信和经营状况如实反馈给银行。在有了一定了解后，再把有融资需求的这些小企业批量推荐给银行，批量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银行小微业务成本收益不对称的矛盾。我们有七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关于推进本市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就是想指导各个区县和园区，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我们在园区做试点的时候，当时是一共推荐了28家企业给参与的3家银行，这3家银行的风险偏好不一样，关注的行业不一样的，贷款限额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其中两家银行一家做了一户，一家做了两户，另外二十余户都是由第三家银行做掉的。这完全就是批量效应的显现了，否则银行一家一家走访的企业未必是有贷款需求的，即使有贷款需求，企业资质是否符合银行的授信偏好也需要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的平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对接作用，可以便利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建行报：不久前，在宝山地区采取“重点成长型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实现政、企、银多方合力形成共享的“资金池”，两年多已经过去，这一模式成效如何？是否适宜推广？
金融办：宝山“重点成长性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当时是在其中的一个庙行镇试点，镇上出资了两千万，区财政配套了五百万基金，企业共缴纳助保金两千余万，主要用于镇上两家企业的融资，共为其融资2400多万的贷款。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推广，因为一下让镇上拿出两千万来做，每个镇的财政实力都不一样，对有些镇还是很困难的，区一级通过互保金的方式也在做，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里面要求每个企业主都要缴纳一定的助保金，但是上海不像温州地区是熟人经济，即使是在一个园区里的企业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形成互保金的时候如果动员企业去缴纳，它就会有顾虑“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风险，万一对方经营不善将贷款挪用还需要我的出资来承担”，所以这也是在上海推进这种模式的一个限制。
建行报：哪类银行更适合做小微？
金融办：没有最适合的，也要结合各银行自己的战略，以前的银行同质化非常明显，但是接下来差异化竞争会越来越明显。有些银行可能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小微企业的业务和经营模式的特点，怎样更符合企业特点的去做授信审查，包括贷后管理，同时还要兼顾成本收益的问题。比如民生银行十年之前就曾在泰国去探索小微领域，在经历过一次经济危机后，何种企业会生存下来，何种企业会倒闭，泰国在发放小企业贷款时是怎么做风险控制的。其他银行有做比如用系统审批，因为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不会很高，如果一次发放十万，发放五六笔，人力成本会居高不下。如果改成系统，会在一个限度内进行自动授信，超过这个限度的再进行人工介入评级。等到放款的时候，由企业在网站上直接操作。如果说适合的话，我觉得银行还需要在体制上做一些改变才能更好地去深挖这个市场。
建行报：同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与香港将形成何种关系？如何推进上海成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办：在官方文件中，明确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两个，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实际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完全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律更为成熟，资金进出也更为自由，人才更为全球化。在十二五规划中，香港被定义为人民币的离岸中西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对上海的表述，国务院的定位是建设与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在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里把上海定位为到2015年前建成人民币的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从文件表述来看，国家对两个城市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国家在考虑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统筹兼顾的，希望两个城市能够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互补，相互促进。
从上海来看，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主要围绕一个核心、两个重点。核心即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两个重点就是金融创新、开放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之所以这么提是因为上海有两大优势所在，主要的金融市场都积聚在上海且有相当基础，2012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为420亿元，到2015年要达到1000亿交易规模；另外优势是上海金融中心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中国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我们有庞大的经济体做支撑。上海现在正在从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向国际化金融中心进阶的过程，需要金融市场继续对外开放，就需要我们抓住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机遇来推动金融市场的创新，拓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些创新并没有时间表，也是相机决策的事情。
建行报：上海在推进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会更加依赖贸易或资本渠道中的哪一个？
金融办：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上海启动，启动后发展速度较快。目前人民币跨境流动已经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下三个方面，但程度不同。2012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总共3.2万亿，但是资本项下比较少，贸易项下占比90%。2012年上海的人民币结算量同比2011年增长48%，达到4919亿元，全国占比排名第三。下一步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继续推进贸易项下，另外一方面与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与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结合起来，双轮驱动。这些创新没有时间表，就像当时股指期货计划中的推出，遭遇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以延后了几年。像这样重大的事情需要时机的抉择，并且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跨境推进的速度还是取决于国家战略，像发债、会计制度、投资者信披、数据安排等技术细节还需要双边或多边制度的达成。比如美国SEC要求凡是美国企业在境外发债或以产品发行的形式取得融资，境外投资者购买并取得收益后需对收益进行信息披露。这些安排不是想做就能做的，需要做双边安排。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香港和上海要形成良性互动。2010年，上海金融办与香港财经库务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每年沪港两地都会一起开一次工作会议，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如今在政府层面和交易所层面都有推动，上海希望通过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建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完善体系，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提供成熟的市场基础。
建行报：截至去年末，商业银行在沪持牌专营（总部）机构资产总额达到1.56万亿元，已相当于一家中等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年交易总额39.13万亿元，实现账面利润153亿元，吸纳近万名员工就业。上海的银行业未来应更多的发挥哪些方面的功效，以迎接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
金融办：功能性机构积聚在上海的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上海本身处于金融机构聚集的地方，不论总部是否在上海，其前台交易性的机构都有往上海聚集的趋势。其次，有很多机构在上海设立类似“第二总部”的想法，或全球性交易总部的概念。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有此需求，不仅是大型金融机构的需求，包括小型金融机构的资产类业务和交易业务都放在了上海。关于机构的设立，政府会推动，上海金融办的角色主要是如何做好服务。服务主要是做好环境营造，包括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上海也欢迎各种金融机构来此设立，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几方面：首先，如何参与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各家银行转型的需要，同时也是业务的需要，比如，在人民币跨境使用、结算、清算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机构出现，这些机构如何参与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与市场建设密切相关，会有相匹配的创新手段来适应，比如资产证券化，同时也会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手段来适应创新产品；第三，金融机构走出去，比如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速度以及中资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还是取决于每个金融机构的意愿、定位和能力。最后，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越来越快，竞争也越来越充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况是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的常态。
建行报：这种竞争是人才竞争还是产品竞争?
金融办：任何行业人才都是很关键的，目前来讲，取决于战略定位和机制完善。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人才，但关键是人才到了岗位，不能立即发挥他的技能、优势。金融中心的建设本身也是人才积聚的一个过程，如果市场环境和机制已经足够成熟了，人才自然会来。不能简单假设为“有人才就能做事情”的逻辑，这还需要“土壤”的孕育。比如欧洲有很多优秀的交易员，但是即便引进回国，现在可能没有合适的平台让他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