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公司冠名权的兴起出现了大量设置豪华包厢的趋势，强烈侵蚀了运动中教育公民的因素。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去看明尼苏达双城队比赛时，最贵和最便宜的座位之间差价只有2美元。实际上，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司高管和蓝领工人在棒球场上都坐在一起观看比赛，每个人都要排队买热狗和啤酒。然而过去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赛场上方高耸的包厢套间的出现，把富人和特权者同看台上的普通民众隔开了。

从豪华包厢中赚到的收入对于球队来说是一笔横财，并且推动了体育场建设在上世纪90年代的繁荣。但是评论者却抱怨说，摩天豪华包厢毁掉了体育运动所具有的阶级调和这一作用。乔纳森·科恩写道：“包厢完全因为其舒适的轻薄而证明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根本缺陷：精英们急切甚至拼命地要把他们自己从其余大众中分离出去……职业运动比赛曾经是舒缓身份焦虑的一剂良药，但现在却被这种病毒严重侵害了。”

尽管包厢化招致了很多抱怨，但它们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职业体育场以及很多大学体育馆的标志性设施。2009年开始投入使用的新扬基体育场比旧体育场少了3000个座位，但包厢却是原来的2倍。

显然，“包厢化”与“阶层融合”的问题是有争议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市场和商业改变了它们触及的物品的性质，我们就必须追问市场属于何处、不属于何处。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会害怕踏进去的领域。由于我们害怕产生分歧，所以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带进公共领域。但是，从这些问题中退缩只意味着，市场会替我们来决定它们何去何从。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乃是同公共话语严重缺失道德实质和精神实质的时代重合在一起的。棒球场上大家不分阶层一起看球的体验消失了，这不仅是看台上的观众的损失，而且也是豪华包厢中有钱阶层的损失。

除了对某种物品的意义进行辩论以外，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希望在其间生活的那种社会究竟具有何种性质？毕竟，金钱能够买的东西越多，不同行业的人相聚一处的场合也就越少。

民主并不要求完全的平等，但是它确实要求公民们能够分享公共生活。重要的是：具有不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相遇、互相碰面，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商议并容忍彼此差异的方式，也是我们如何一起关怀共同善的方式。基于此，市场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有关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想要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特价而沽的社会里生活吗？或者说，是否存在着某些金钱不能买以及市场无法兑现其价值的道德物品和公民物品？

根据迈克尔·桑德尔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