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胡隽、马骥、南福强。图片摄影／郝杰

■　本报记者　张小雅

记者的话：这篇采访迟来了整整一年。在去年汶川大地震5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备好了机票，但是突如其来的芦山地震打乱了所有计划。我们并没有退票，它在我的抽屉里躺了整整一年，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仍会去见他们。2009年的5月，我们在都江堰采访了映秀集体，气氛之压抑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两个小时中，数次几乎陷入沉默。说话最多的是时任分理处主任马骥，如何从孤岛一般的映秀走到了成都，除此之外，没人愿意再多提其他。陈桂全的哽咽，胡隽的沉默，南福强的苦闷，所能即视尽是悲伤。5年来，这幅场景始终萦绕在脑海，想见他们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种渴望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见到他们的一刹那，我知道了，原来我也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上次的采访无论如何称不上圆满，而我下意识地希望历经此难的人们能有更幸福的结局。当他们敞开胸怀和我聊起往事时，我前所未有的踏实。有人说，真正痛苦的都是无法说出的，能说出的就不再是痛苦。而这一刻，我只希望他们在心里保留的伤痛越浅越好。作为记录者，我只能尽力客观还原他们这6年来的变化，“感同身受”这个词在这样的巨变面前如此苍白，就像马骥说的，每个人走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依托的是新生命的诞生，有些是新家庭的重建，有些则需要彻底改变工作或生活环境，每个人倾注的、依靠的都不一样。此次我没有采访到陈桂全，辗转听说他的小儿子快要5岁了，我想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果。默默地注视，然后让那些曾经刻骨的痛苦被新鲜的幸福再次填满。衡素霞和胡隽是夫妇，我采访的那天衡素霞抓药去了，但是胡隽的采访让我看到了相守的幸福。09年，胡隽坐在离我最近的位置，他的沉默难言让我印象深刻，甚至一度觉得办公室主任是否是合适他的岗位。当他落座在我面前耸耸肩说随便聊聊的时候，我才发现紧张的是我自己，我才是那个没有从回忆中走出的人。

日本作家崛辰雄曾在自传体小说中引用法国诗人瓦雷里《海滨墓园》的一句诗作为开篇，中文直译为“起风了，唯有努力生活”。生活的常态往往是一地鸡毛，没有时间牢骚，也没有时间痛苦，不断面对、解决、再面对，这也许正是重塑自己的机会。日复一日，该淡忘的总会淡忘，该迎来的总会迎来。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如今，汶川县城内的建筑基本都是512地震后所建，眼前这条布满羌式建筑的仿古街也不例外。店铺林立，高原的阳光折射在卷帘门上一晃一晃，主人们纷纷开门迎客。汽车和摩托轰鸣而去，人流开始穿梭。

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山上的梨花就要开了，又是一年新春，也是马骥再次回到汶川的第二个春天。不过这个春天，对她显然不太轻松。从2011年开始，震后的援建资金陆续撤出，存贷款基数经历过峰值后开始出现下滑现象。“现在最当务之急的是寻找新增长点。不光是我们一个行，四川很多银行都是这样。当时资金量很大，现在资金走了，但我们的业务还要发展。”目前，马骥正带领员工从存量下手，展开了对当地农行和信用社的竞争。“信用社11个点，农行8个，我们1个点。”抢食，成为快速提升存量市场占比考核的唯一渠道。好在对公贷款率先有了起色，汶川是阿坝州的工业中心，工业企业、小企业和学校的增幅比较快。“当然，和地方政府处好关系，支持政府建设也是必须要重视的。”马骥的儿子在去年考上了天津大学，爱人依然在成都工作，现在的她形容自己是“人生最轻松的状态”，所以可以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

震后，马骥总被人问起心态或性格上的变化。但她觉得，一个人长时间养成的性格是不会被一件事或一两年改变的。“震后的头两年，大家可能会有松懈的心情，觉得好多事情不应该较真，该看开点儿。但现在情绪逐渐平复，大多数人遇到困难其实还是想着要一鼓作气去做，不会一直松懈下去。”现在的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一上午接电话都会接到脑子发胀，再一看表都12点了。“其实人经历过灾难，会更加觉得时间经不起浪费，一分一秒都要过得充实。”

在忙碌工作中能够给予马骥最大宽慰的，莫过于刚刚大二的儿子，地震那年儿子正在成都备战中考。“我们（从映秀）走出去之后，打电话让我老公的同学把他接到家里去，过了几天我去看他，那同学才跟我讲今天你儿子终于有笑容了，前几天看到电视就偷偷流泪。”

高考时，马骥并没有对儿子的志愿做过多干预，虽然她觉得水利水电专业应该更有前景，还是由着儿子的兴趣报了机械设计及自动化。马骥对儿子的教育一直采取充分的尊重态度。高三时儿子特别能睡觉，经常求助于她帮忙给老师打电话请假。这在别的家长看来荒唐的请求马骥几乎都应允了，“我爱人说我太惯着，但是他要是在课堂打瞌睡，听课肯定没有效率，对老师同学也不好，索性让他睡够了精神饱满地去学习。”

南北两地的分隔让母子间的感情反而更进了一步。如果一周里马骥都没怎么和儿子交流，儿子就会过来催，或者会在微信里直白地说“妈我好想你”。马骥也会幽默回应儿子“你要生活费吗”。中国传统家庭中，20岁的儿子还能和母亲比较亲昵的并不多。马骥的眼中有着淡淡的骄傲和欣慰。对于历经此难的川民而言，更多的收获是亲情的回归和重燃。

地震那天，马骥的车正在驶往映秀镇的路上，前车瞬间被巨石吞没，后车前部也被落石损毁，只有马骥乘的那辆车毫发无伤。“当时的天全部黑下来了，有很多跑出来的人也没能幸免，根本就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待强震过去后，马骥仔细看了一下周围，原来车的上方有一个广告牌，广告牌的墩子起到了拦截缓冲或是改变落石方向的作用，车上的3个人因此都安然无恙。直到现在，马骥仍觉得“有些事真的是说不清楚”。

相比马骥，南福强和胡隽要重新适应的时间也许需要更久。去年春天，已经在都江堰合并办公了将近5年的原映秀分理处整体搬迁到了茂县。地震后，映秀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经济活跃度也随之下降。映秀地震遗址的附近，林立着三层一栋的仿藏式建筑，这是震后政府为每户新修的房子，底层可作商铺，上层可住人。然而当地人经营的很少，多是租给外乡人做买卖；或是大门紧锁，举家迁至都江堰安居，以疗震后心灵之伤。建行网点的重新选址势在必然，茂县作为阿坝州中难得人口聚居且地势平缓的地带，成为了新的落脚处。

中午时分，南福强和胡隽正忙着往ATM里加钞，南福强是客户经理，胡隽是办公室主任，在新设网点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一人多职成了常态，而加钞成了他们兼职最多的工作。成兰铁路茂县段正在如火如荼的修建，这为金融业务的发展带来机遇，却也增加了些烦恼。“他们底下有很多小工程队，工人们都是从ATM中集中取款，一取就是上百万，我们一天最多加180万，一加完他们就给你取完，当地老百姓就没得取。没得取就跟领导说你们建行服务不行，连钱都没得取。”胡隽的笑里有些无奈。对于南福强而言，占用了出去跑客户的时间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跟踪一个客户不是一次，一个月能做好的。像之前一个客户我跟踪了四个月，一百万的存款。”除了分身乏术，南福强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形容了。

对于金融网络已经相对成熟的茂县，建行的进入并不占优，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南福强选择在源头上抓，“就是那些刚刚成立的公司，工资的代发。”他没少下功夫跟税务局、工商局联络，寻找资源，长期跟踪，“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没有大规模企业的茂县，积少成多可能是发展初期唯一的出路。“当地农行最大，但是农行口碑不好，先把建行的牌子打出来最重要。”谈起职业精神，南福强显现出了很强的自豪感。“我们的客户拉过来都是长期忠诚的客户。有个客户从成都拿着一个U盾回来不知道怎么整，我们帮他从安装到使用一套全部都给做完，之后慢慢就跟他很熟悉了，然后他再来这里开分公司的时候自然就来找我们。”茂县当地的客户大多数是从农民转过来的，南福强觉得在这里不但要拿客户当客户，还要当他们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们初来乍到这个地方，天天就像打仗一样。以前我们不用跑的，做好柜面的工作，服务就好了。现在就像做一个馍，我们要把这个馍做大，没时间去抢的话，这个馍就永远这么大。”南福强没想到自己已经快知天命的年纪还要面临这么大一个槛，08年地震后他曾觉得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丢了那么多客户他也觉得有些委屈。好在他也经常用“既来之则安之”安慰自己，“坐享其成其实影响积极性，也欠缺动力。这种困难多了，克服一个（槛）真的是有那种喜悦。”

然而，与家人分隔两地有时会冲淡这种喜悦。蜀内生活的宜居全国闻名，成都汽车的保有量仅排在京沪之后。地震后，亲朋为先的生活氛围愈加浓厚，也让南福强一度犹豫是否选择异地工作。“我儿子今年13岁，在都江堰上学，但是从开学到现在家长会我都没参加过一次，都是让姐姐代劳。”他也琢磨着等小孩再大点就可以自己住校了，儿子的学习成绩并不让他操心，但正值青春期的关键时刻，无法陪伴孩子成长是他最懊恼的事。加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也是姐姐在照顾着，不免更是一愁。“唉，管他呢！船到桥头自然直了吧。”南福强用一种自我安慰作为了回答。有几位同事在这期间陆续选择离职回归家庭，南福强觉得特别能理解他们，“有些东西说出来可以但是到现实当中还是很难克服。他们才三十多岁，还可以重新闯荡规划人生。”南福强还有10年就要退休，他希望能在这期间备下足够的物质基础，作为儿子将来奔前程的后盾。

南福强所发愁的，正是胡隽要解决的——帮助员工安定下来，调节心态。原来映秀的大部分同事已经把家安在了都江堰，来到茂县后都选择租房，找中介的事也交给胡隽在管。“全部都是合租，去年租了一套三室一厅1100-1200元/月，家具就是简单的。说实在比较贵了，合租还可以，独住比较贵了。”由于成兰铁路的开工，以及马尔康几个学校的搬迁，去年的房租一直高企不下。不过今年学校迁回原址，铁路从县上转到乡镇，房租也有所回落。3月中旬，胡隽刚刚以全年6400元的价格帮同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算是近期还比较顺利的事。

在都江堰的时候，安保工作、信息技术等全部由都江堰支行代管，映秀是镇建制，对外工作很少。搬迁到茂县后，除了员工生活的安排，行内的后勤和对接监管部门的工作也都由胡隽负责。对这些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熟悉的过程占据了他到茂县第一年的所有时间。现在除了需要开的会多，其他倒也可以自如应对。从崩塌的映秀中走出，到搬迁至陌生的茂县生活，在这发生巨变的六年中，胡隽最欣慰的事就是一直都和爱人相伴在一起，这种不为外人所道的患难之情，也许只有他们才能明白夫妻相持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大部分都处于单身状态的同事，胡隽也尽量想办法组织篮球比赛或爬山，再或搞搞联谊来调节大家的心情。但对于这些从攀枝花宜宾绵阳走出来的年轻人而言，是否要选择茂县作为最终的落脚地，却是个需要思考和权衡的事情。胡隽理解年轻人想要到更发达、机会更多的地方做事的心情，但是留住这些新鲜血液，盼望这个新生的网点能够在同事的支持下茁壮成长也是他必须要做的工作，这也是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纠结状况。

在调节别人心态的同时，胡隽自己也有解不开的心结，那就是女儿。2008年，女儿所在的新建小学受损严重。除了当时在操场排练六一节目的8个同学，其余同班同学全部遇难。“娃儿应该是有阴影的。震后她不想在阿坝，也不想在都江堰跟爷爷奶奶，所以我把她转到了温江中学上学。她的小伙伴基本都在都江堰，但是她很少回来，都是我们去学校看她。2010年的时候，她曾经回公墓去看同学，但是此后就再没回去过。”胡隽曾经为女儿找了两年的心理辅导，他觉得还是有些效果，但是必须长期才行。“我现在不管了，你不能经常让她回忆，不然会扭曲了。”胡隽寄望于女儿再大一些的时候，能自己解开心结，抚平这些伤痛。好在今年女儿就要高考了。“她想学金融，我想让她学医”，可能是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女儿执意报考金融让胡隽有些头疼，“因为她没体验过，她不知道很苦，外面看到很光鲜，越是基层压力越大。”

采访快结束时，胡隽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什么跑到外面打电话去，“昨天网点的WIFI断了，这不像大城市，服务态度也不行，到现在移动都没有人过来。电力公司也不规范，说停电就停电……”说这话时胡隽一直笑着，就像他刚进来时对我说的“要一直力争做个阳光的老男孩”。

（因人物专访，本期广角镜、热点沙龙暂停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