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研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使“新常态”一词，备受关注。

    2009年初，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新常态”，本义是描述瘦长的正态分布曲线开始变得扁平、尾部变厚，即风险加大的趋势。引申到宏观经济研究中，新常态，指的就是金融危机前后不一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各个经济体内部或均将经受去杠杆、监管再造、债务风险释放，以及结构失衡问题的调整阵痛。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经济联动性特别是跨国资本流动的增强，以及系统重要性和财富在新兴市场和传统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转移，也是新常态的应有之义。

    那么，中国的“新常态”是什么？具体而言，第一，资本项目开放的不断推进，将使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机制同国际市场接轨，促进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资产国际化，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但同时，跨境资本也会对国内利率、资产价格和市场运行构成扰动，导致短期波动和风险增大。4月10日证券交易沪港直通车试点的开通，是我国开放人民币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重要突破。第二，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以及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日益加深，促使人民币汇率将在跨境资金双向震荡格局下，形成双向波动的“新常态”。作为市场参与者，应主动接受这种新现象，并且以平常心看待正常幅度内的汇率波动。

    对内而言，我国已经进入经济中期减速阶段，前期的人口、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四大红利因素渐趋衰减，而未来的改革红利尚未释放、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投资回报率递减、人口红利消退以及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将是我国经济中期运行面临的三个重要基本面。

    当前，我们应当改变自身思维范式，以适应、应对中国的“新常态”。

    首先，从政策层面看，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当前房地产行业下行压力明显增加，实体经济融资来源紧张且融资成本高涨，此轮稳增长政策的见效或显著慢于去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近期表态也表明，全面刺激的一揽子政策大概率不会被推出。究其原因，或有三点：第一，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增速降档是中国经济的必然趋势或“新常态”。第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好坏的核心标准应该是就业状况，而一季度我国就业情况尚可。第三，我国现在可能并不具备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空间：银行可通过提高上浮比例，来化解贷款基准利率的降低；而如果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又会加剧货币市场基金对存款的分流，从而加大银行资金紧张局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加息日程渐行渐近，如果我国届时进行降息，扩张的利差将为人民币汇率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

    其次，从研究分析层面看，应针对传统简单静态分析的不足，建立新的宏观分析体系，以期对当前经济乱象提供一个稍事合理的解释与预测。长期视角，我国经济增长并未碰触到物理上不可逾越的边界。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于需求不足，这与那些依靠债务来繁荣、内需严重大于国内产能的国家有着根本不同。换句话说，政府在创造需求、稳增长方面尚有很大的可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