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吧
我的《上学记》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 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 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文/赵金婕
第一次读《上学记》是在2010年，翻看当时的读书笔记，赫然写着“相读恨晚”四个字。《上学记》是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的，在葛兆光的序言中提到的“幸福和自由”被认为是这本看似散乱的口述历史资料辑录的两个主题，简而言之，幸福也好，自由也罢，完全出自于何老那两段“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
第一段岁月，是初二到高一，在北平度过的三年时间。那是一段“无故乱翻书”的时代，那时的何老已经摆脱《三侠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乱七八糟”的“狭隘”小说时代，而是开始快速扩充、涉猎时事政治、音乐美学、诗歌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朱光潜、丰子恺、梁启超、徐志摩、冰心、顾颉刚等等大家，都在他的读书名单上，放在当下，这些人的著作估计大学生也未必都一一读过，至少，顾颉刚、梁启超的文章，我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才涉猎一二。而何老每周五本书的速度，更是让我等读书人惭愧，且不论如今初二到高一正是学生们攒足了劲儿中考的时候，除了七、八个正经八百的考试科目之外，还要锻炼自己各式各样的一技之长，当然还要参加补习班。同事的儿子今年中考，每日听她念叨的就是今日哪科成绩如何，排名第几，如今学校先进到直接将这些信息发到家长手机上，甚至可以联网，让学生一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没有功利性的、自由的、凭着喜好的“无故乱翻书”，对如今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因此，我也很庆幸当初中考的时候选择了保送本校，而不是争取考一所更好的学校，因而当别人都奋力复习备考时，我则利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课外书，虽然在层次上，还没有达到何老的高度，不过现在想来，却至少是摆脱“狭隘”爱好的开始。
第二段岁月，无疑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生活。“西南联大”我想是我们这些后代求学之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地方，另有一本书《联大八年》更加详细的介绍了联大的历史、运动、生活，从全方位展现了西南联大的面貌，不过在我看来，《上学记》虽然是从何老的个人角度讲述联大的人、事、物，虽不全面，但由于突出一个“学”字，却真正能激发读者对于“求知”的欲望和感触。
何老的恬淡和睿智，让读者感到联大的七年是畅快淋漓的七年，虽然生活上是困苦的，还要时不时的东躲西藏，挨个轰炸，跑个警报，但在思想上是自由的，学术上是宽容的，感情上是幸福的，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那里有鼎鼎大名的老师，钱穆，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胡适、吴宓、华罗庚……任何一个人都担当得起大师之名。他们在课堂上根据自己的见解肆意发挥，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教学大纲，可以一堂课跨越上千年，也可以一整年只讲一个时代、一个人物。
那里有指点江山的同学，杨振宁、汪曾祺、黄昆、王浩……他们思想活跃、意气风发，他们有主张、有见解，不惧权威，可以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也可以对爱因斯坦发表的论文不屑一顾。
那里的生活很自由，自由的学习，自由的质疑，自由的辩论，自由的转系，所以何老七年呆了四个系。正如书中小标题所命名的那样，“自由，学术之生命”。
何老对联大岁月的只言片语，除了让我辈好生羡慕，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之外，也勾起了我对自己大学生活的点滴回忆。从我上大学记起，不知不觉居然也已经有十个年头了，那时候，大学仍然还是一片纯净之地，至少教授还是教授，尚没有变成一个贬义词。
母校复旦大学的学风已经算是相当自由的了。实行的是自由选课的学分制，除了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之外，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也可以转系，不过只有一次机会而已，而且要考试。当时文科生是140分毕业，多修不限，当时许多好学之士，都能修个一百五六十分。不过据说后来，多修的学分是要交钱的，因为占用了学校资源。
对于一直以来按照老师要求循规蹈矩学习的我而言，初入大学，还是对这样自由的氛围感到十分新鲜和向往的。自由选课的制度，使照本宣科的老师很难得到大家的青睐，那些必修的和好混学分的除外，通常讲得“有意思”的老师或者名师受到学生们的追捧，选课竞争激烈，甚至连旁听都得站在门口。
有两门课程对刚入学的我冲击很大：国史概要和史学导论。两门课程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国史概要是以年代为轴，系统的梳理了中国历史，当然，也彻底颠覆了我高中之前所学的所有历史课本上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老师上课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忘记你们以前在学校历史教科书上所写的内容，那些全部都是为了应试的产物”。是的，历史本来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能够给出标准答案的历史，又怎么会是真正的历史呢？这是一个学期的史学导论让我得出的结论，这门课没有教材，甚至没有材料，一切全凭老师自由发挥，具体上了些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就是在这门课上，老师提到的著作，我基本都恶补了一遍。而最后的考试，是老师一人发了一张白纸，即兴在黑板上写了五个问题，没有复习材料，没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在于你对历史的理解。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人去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
在大学里，我逐渐习惯了上课没有教材，只有几页书单，自己去找资料阅读学习的方式，而我也发现，往往这种没有教材的课程是不易拿高分的，老师的思维开阔，你要比他的思维更自由，才能获得他的认同。而由于专业较为偏僻的原因，很多参考书籍是极难买到的，于是乎大家就借助学校便宜的复印店，翻印着借来的整本整本的图书，并精心装订成册。直到现在，我的书架上还保留着装帧“精美的”自制《甲骨文简论》、《田野考古学》、《AMERICAN STORYS》等参考材料，一页页复印纸上的笔记，让我回忆起那时对所有的知识都感到新鲜，都无限渴求的感觉。
当然，我们的时代，学习还是带有着功利性质的，文史哲这些不能即刻出现效果的学科，总是没有经济、管理类的火热，最直接体现在教学楼上。而为了保研、留学、找工作，学生们不仅要挣学分，还要拼基点，于是有意义的，自己喜欢又不容易拿高分的课程，在衡量之后常常被舍弃，至多抽出时间去旁听。当然，旁听也没有何老那时候自由，大学扩招的结果就是学生多、老师少，像西南联大那种一百多位教师，七八百名学生，而教授都是高山仰止的大家，这样的教学质量，绝对是我辈羡慕不来的呀。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状况，大多数专业课都是限制旁听生的，尤其是名师课程。
何老在书中有好几段都专门提到了图书馆， “每个周末，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北平图书馆借书，一借就是五本，这就是一星期的精神食粮……”说来惭愧，做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居然没有去过一次国图或者首图，一来路途遥远，二来手续繁琐不自由，三来现在买书太方便。上班之前，很多书还是借着读的。我的初、高中是在一所学校，学校里就有图书馆，图书馆在高中部的顶楼六层。有一个专门放图书卡的柜子，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根据拼音找到自己想看的书，在借书单上填写编号，然后交给图书馆老师，老师从书库里将书找出来交给你，并在你的借书卡上盖上章，归还时再盖一次章。一次可以借三本，借期一个月。那时候我最骄傲的事就是攒了厚厚的一摞借书卡。大学里借书就要自由的多，图书馆分文、理两座，书库是全开放的，古籍善本除外，自己可以在书库里挑选好书之后，拿到出口处办理借阅手续，一张学生卡，可以借10本。电子化的借书系统唯一让人感到缺憾的是，无法像实物的借书卡一样，时不时的翻阅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借过的图书。
《上学记》写得率性而随意，或许是口述的关系吧，亦或是何老本身闲适的性格所致，但这也让书中的描述更加的亲切、真实，兴之所至，情之所至，无论是生活的描述，人物的描写都是如此的鲜活，个性鲜明，很多小段子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虽然题为“上学”，读过之后，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随意而轻松的读书时代，进而思之，其实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由于业务的繁忙以及处在个人生活转折点，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一刻都不得闲，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已无心读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无暇看书，无闲思考，简直有些浑浑噩噩了。所以当再次拿起这本书时，心里顿时坦然而舒适了。
就像书中何老所说的，“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所以，漫无目的的读书吧，也许在读书的过程中，你最终会找到你的目标。
《天论》与《性恶》的现代启示录
文/清馨
近日，笔者偶然翻阅先秦散文荀子的《天论》和《性恶》，不禁联想到美国好莱坞1979年的一部战争电影《现代启示录》。或许，从哲学角度看，有关“自然”和“人性”的话题，几乎是没有地域和时效限制的。
荀子在《天论》开篇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即是说：大自然运行变化有一定的常规，不会因尧帝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桀帝统治天下就消亡。顺应大自然规律，事情就好办；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事情就会办糟。且提醒人们：“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即是说：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脉决定于礼制。统冶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如果贪图私利、多用欺诈，就很危险；如果用权术、颠覆、阴险等手段，那就彻底灭亡了。
影片《现代启示录》则是讲述：在越南战争期间，一名美军特种部队军官乌伊拉德奉命去越南，刺杀一名在柬埔寨占地为王、叛逃的美军上校科茨。乌伊拉德率队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经过浓绿潮湿、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穿越了整个战场，目睹了种种暴行、恐怖、杀戮与死亡的场景，受到深深的震憾……最终，乌伊拉德杀死科茨，制止了他的疯狂，但在整个越南战场上，恐怖与杀戮仍在进行着，并几乎变得更加疯狂……战争对于“自然”和“人性”的戕害，恰如当年影评所述：“影片深刻揭露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人性最深层的恐惧，并反映原始丛林文化和美军的野蛮行为，对文明是否真的有利于进步做出质疑。”
事实上，越南战争不仅对世界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对世界文化也形成了持续的冲击波。自越战结束至21世纪初，以越战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人们反思战争，渴望和平。战后创伤综合症（PTSD）也因参战返乡军人不断出现的生理、心理问题，以及因此造成对社会个体或群体的身心伤害而广为人知……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和孟子一直被尊为圣人，但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的荀子，因坚持“性恶”而不能被称为圣人。孔子认为人性无善恶，其中心思想为“仁”，即“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孟子提倡“性善说”，指出：仁、义、礼、智是“性善”的端倪，认为人性中有善性及具有向善的一面，对别人有怜悯之心、同情心，就是“性善”，否则就“非人也”，其核心理念为“义”，认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君子和小人”本来没有区别，“性善”是后天努力所至，他在《性恶》开篇即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字是“人为”的意思，就是说人需要有外部约束，通过学习修养，来改恶从善。荀子并在《修身》中提出一系列修养身心的方法，认为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之术，其根本点在于遵循礼义。他主张：“以修身自强，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并认为：“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他在《劝学》中提倡：“君子，学不可以已”，且“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就是说：君子要不断地学习，学习时要做到在权利私欲面前没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天下万物都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死也不变，才能称为有德行、有操守，才算是自身德行的完美。
掩卷静思，好莱坞电影看似跟先秦儒家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面对战争，人的“欲望”都是他们想说明的主题。荀子主张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以学“礼”来控制“人性”(包括：心、情、欲)，并达至完善的哲学思想，虽然穿越古今，仍能引人思考。而好莱坞影片至今探讨的：人类为了满足贪婪的本性，不惜破坏和平，损害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乃至认同为了满足私欲，可以理所当然用恶毒方法大量杀人等问题，更是发人深省……2009年，《现代启示录》被伦敦影评人协会评为最佳影片。协会主席Jason Solomons说：“这部震撼人心的精彩影片，其持久的生命力得到伦敦影评人的欣赏，非常令人兴奋。”看来，时隔30年，即使在网络时代，影片的震撼力和魅力仍丝毫未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国家利益和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现实社会中与人性密切相关的矛盾冲突，暂时都无法仅仅依靠“仁、义、礼、智”来缓解，不知是否有一天，越南会向美国提出国土破坏、生命财产赔偿的诉讼？
汪丁丁：中国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
文/潘启雯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汪丁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定价：99.80元
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而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而在汪丁丁的研究视野里，“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因此，这本著述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
汪丁丁的写作，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思考味。他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他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和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这两种群体。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怎么可以有精致的生活用品？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立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关注改革前景、方向，汪丁丁最终关心的依然落脚于求解中国人的正义和幸福生活诉求。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所以那时多数中国人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的“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
欲望号街车停驶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说的真好。这段话又让我想起了今年初开始做“读书吧”时的心情。当时真纠结，到底如何来定位“读书吧”，每一期又该做怎样的推荐，都是问题。人常常是这样，面对太多的选择时，你会手足无措，这大概就是“选择恐惧症”吧。后来，随着热心读者的投稿越来越多，我忽然就不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爱书人的口味实在是各成门派，再周全，也有不能涉猎的遗憾。所以，到了最后，就成了“漫无目的的读书吧”，率性随意，兴之所至，情之所至，风吹哪页读哪页。汪丁丁一直在追问“中国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在他的著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如果回归到读书，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读书，是否是谋求精神生活幸福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呢？是的，最好没有什么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生活也如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它打造成一辆欲望号街车，那我相信，你的终点站一定不在天堂。所以，读书吧，这就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