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玉雕协会的前辈们。（左三）为汪如棉。

 

玉雕流年

    （一）

    邳州，雨稀稀拉拉下着。

    在邳州玉雕商城一家商店里，汪如棉如约而至：1.80米的个儿头，圆领大白背心，米色短裤，还挂着泥水的黑色布鞋，是50、60年代出生老头儿们的“标配”行头。见他进来，屋里几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玉雕协会前辈纷纷起身，笑迎：“老会长来了！”今年67岁的汪如棉此前是邳州玉雕协会会长，2004年就缷任了，可行内的人仍一口一个“老会长”地叫着。在别人眼里，这个年纪应该颐养天年了，可他闲不住，“除非两眼一闭，否则邳州玉雕的事他都要过过心”。

    “前些日子老会长雕的玉佛宝塔，卖了230万美金！”一前辈脸上既有恭维也有羡慕。“不说这个了！”汪如棉的手在空中一滑，打断。另一前辈打趣问他有钱了是不是买房买车，一听这，他的声调明显提高了：“我对钱、对奢侈品、对车房都不感兴趣，从来不羡慕谁有多少钱，我对厂长、院长、协会会长这些名号也不感兴趣，我只羡慕谁的技术好，又有创新了。”又一前辈应和着：“他一辈子就喜欢研究个玉，一雕刻就不吃不睡，40年一直这样。”

    （二）

    1966年，汪如棉高中毕业。文革开始。上大学的机会中断。68年到73年在中学当了五年美术教员。为响应周恩来总理“为国家多赚取外汇”的号召，邳州玉雕厂筹建。“邳州这个地方有文化底蕴，58年是全国著名的农民壁画县，有美术功底的人挺多的。”那一年，包括汪如棉在内的9个人组建了邳州玉雕厂，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在扬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玉雕厂就建了起来。73年10月，23岁的汪如棉正式进了邳州玉雕厂，在车间当工人。

    “工人、设计、技术科长、销售科长、厂长，全干过。”汪如棉说他最喜欢雕刻，最享受的时刻是脑子里琢磨那块料能做成什么，废料如何巧色。几十年做了多少东西已经记不得了，最满意的作品是1970年雕的汉代玉鼎。“那时黄色（题材）不能做，封建迷信不能做，但貔貅、瑞兽可以做，现在自由了，什么活儿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当时说多了要倒霉的。”

    汪如棉回忆起自己40年的玉雕岁月，感触挺多，“做玉雕这行非常辛苦，每天坐8-10个小时，眼睛累，颈椎常出毛病。挣的还少，刚进厂的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3块，福利就是一包洗衣粉、一条毛巾、一块钱的洗理费……”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很难坚持下来，一块进厂的很多人都走了，像汪如棉这样坚持40年下来的至今不超过六七人。看着身边的奇传云、刘安，汪如棉有点伤感，“两人已经去世了，剩下的都是腕儿。”

    这话不假，当年，汪如棉带着奇传云、刘安他们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获过各种奖项，各个身上都有绝活儿。

    1988年邳州玉雕厂改制，厂子解散了，工人都回了家。作为厂长的汪如棉的心情甭提多复杂了，压力大，总感觉自己对厂子、对200名工人有责任。原来是国家统购统销，玉雕厂做的活儿都由省进出口公司统一收购，然后拿到港澳台为国家赚外汇，后来市场放开了，国家不再收了，只能自己找市场。好在汪如棉干过销售，他相信师傅们的活儿好，不信没人要。于是他带着大伙儿往深圳跑，那儿离香港近，可直接把货卖给香港老板，没想到，人家出的价儿比外贸公司的高三倍！心里那个乐啊！感觉带着大伙儿有奔头。那时他们做的都是仿明清的东西。记得91年他们带着东西去香港，过境检查时人家说他们带的是文物，不能出去。汪如棉急着辩解，“那不是文物，不信你们把专家请来。”结果专家真来了，鉴定后说是真的。可把大伙儿急坏了，这可是要坐牢的。汪如棉集中生智，说“这是我做的”，说着拿起来就往地上摔，一看，沁的只是表皮。“明天我再拿一件来给你。”

    （三）

    汪如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做了一辈子玉雕，获奖作品无数，当厂长、院长、会长都没出名，却因邳州玉凳造假事件扬了名。

    至今汪如棉都不爱提这事，一听记者来访还警觉着呢。两年前他接受了太多记者的采访，电话打爆了，都问他拍出2亿多的汉代玉凳是怎么回事，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一拨央视记者揣着录音笔来邳州找他，一开始没有暴露身份，问玉凳是不是邳州人造的，他说，“这是事实啊”，这下可暴露了。他对央视记者说：“在向阳村，我曾先后多次被请去做指导，包括造型、图案设计，玉凳用的是辽宁黄玉，生产了1年时间，2010年初完工，玉凳拍出天价后，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实只要是行内人士都能认出真假。”但汪如棉至今不认为邳州人做错了什么：“玉凳原料花了180万，被河北人230万买走，邳州人赚的是工钱，是按工艺品收的钱，人家转手卖高价，跟我们有啥关系？！”说起这事，汪如棉的声调又提高了，“为这，邳州出了名，我也出名了，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出名！”说这话时，手在空中用力一挥，仿佛为他的气愤、辩解助一臂之力。

    仿古玉凳事件真刺激了汪如棉，“邳州不能因造假出名啊！人家一说上海就是精品，一说河南就是一个烂，而一说邳州就是仿古造假,这样下去行业就毁了！”他回忆，80年代末，就是邳州玉器厂解散那会儿，民间已经有一大批人掌握了仿古技术，而高仿玉器出现在1995年前后，基本上都是根据真品进行仿造，原料有卡瓦石、青海白料和黄料，后来逐渐出现有人“跑老件”，就是把仿制品当成真品出售，从中获取暴利。如今，邳州玉器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每天仅岫玉雕料消耗就超过100吨，生产各类大小玉雕毛坯5000多件，约有3000多加工户散落在城乡各地，从事玉石原材料经销、玉雕设计加工、贸易等相关行业。“做精品的也就有2000人，仿古件做好的不超过10人。”

    2012年，汪如棉给市委市政府写了一封信，在网上传开了。“我在玉雕战线奋斗一生，酷爱玉雕事业，更爱奋斗在一线的玉雕人，是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今天江苏省邳州玉雕业的辉煌。”信的开头有些官样，但情却是真的。信中说，邳州玉雕业有着庞大的从业人群、高超的技术，但长期以来邳州玉雕都是以加工毛坯半成品为主，然后卖给安徽蚌埠人做成品销往全球。同时因规模小、区域散、经营乱、效益低的问题，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加工基地和交易平台。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加以引导，“现在常在有外的有1万多人，这些人才都流失了。目前邳州玉雕产业的年产值大概有二三十亿，但如果政府不支持就是一盘散沙，基本上不会创造税收。”

    （四）

    雨停了。原本清静的玉雕商城显得更加宁静。

    汪如棉背着手，大步流星地消失在街巷中。这些日子，他跟玉雕协会现任会长们，正琢磨着办培训班，提高玉雕人员的素质，“人不行，咋能雕出好件？！”

    看来，67岁的汪如棉一时还闲不下来。

 

 

 

年轻一代的玉雕师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设计师。

 

闫楠和薛飞的故事

    “我的理想……”22岁的邳州女孩闫楠抿着嘴，即使不笑，脸上两只酒窝也显出笑模样。憋了几秒才费劲地说：“当设计师。”

    坐在对面的是薛飞，“我的理想是当设计师！”由于切割玉石的声音太过嘈杂、刺耳，虽然近在咫尺，但薛飞根本听不到闫楠在跟我讲什么。他时而抬头，看着闫楠笑。

    这里是位于邳州老城区运河镇的李口村，是邳州生产玉器的重要村镇，村里挨家挨户都是做玉器的，基本是前店后作坊。闫楠和薛飞正在工作的是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屋子中间对摆4台苏州产的高速玉石雕刻机，靠门边还挨墙摆着两台，6台机器配上6个凳子，人进出都要侧着身子。房屋的犄角旮旯挂满了蜘蛛网，屋顶吊着的一个老式电扇慢悠悠地转着，自打我们进屋电机切割玉石尖利又刺耳的声音就没断过，要说话基本靠喊。这个“车间”还连着一间3-4平方米的里间，一位30多岁的设计师的面前堆满切割成块的料，料上用铅笔划好图案。

    闫楠、薛飞的理想就是像他一样成为设计师。

    闫楠的家就在附近，10分钟的路，每天走着上班，每周休息一天。她是家里的老大，一个弟弟正在上学。她读到初中，不想读了，家长说小女孩没有本钱，又不会做生意，学门玉雕手艺挺好的，就托亲戚介绍来这里当学徒，已经跟师傅学了五年。

    在邳州，像她这样学玉雕的年轻人有近五万人，但女孩子不多。

    一开始学徒那会儿，闫楠坐不住，干一会儿就想站起来，但严厉的师傅说，坐不住就不要干这行。后来慢慢就坐住了，现在每天坐8个小时也不累了。

    “你为什么学这个？”我问。“喜欢呗，我喜欢传统文化，玉雕是中国传统文化。”

    “那你知道香炉的故事吗？”我指着她正在做仿古香炉问。

    “……”闫楠答不上来。

    说着话儿，闫楠一直没停下手里的活，她身子向前倾着，一个青海料的仿古香炉在她手里熟练地转来转去，在雕刻机钻头“刺刺”的响声中不断换着角度，同时反复用水冲刷。这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动作。

    闫楠告诉我，她每月可以挣3000多块，老板生意好还额外发奖金。她对自己的收入比较满意，她觉得这个学历在邳州其他行业挣不了这么多。

    “假如以后玉雕行业不景气，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或者将来结了婚，还会做下去吗？”

    她沉默了几秒钟，“将来我想学设计。现在先挣钱，然后去学绘画。”她说，这行是无止境的，有的人学几年就差不多了，而有的人学了一辈子也不成。

    今年30岁、1.83米的薛飞戴着耳机，近300斤的身子重重堆放在凳子上。他也是邳州人，城镇户口，干这行也有五年的光景了。本来考上了大学的运动训练专业，因身体超重，实在吃不了苦，一年半就退学了。后经本家叔叔介绍入了这行。

    薛飞坐在玉雕机前，头顶着60瓦的灯泡，各种尺寸不同的钻头摆在手旁，根据图案不同，有时需要换钻头，不断有粉沫溅起来，瞬间又被电风扇吹飞，在屋子里快速旋转。他告诉我正在做的叫大璧，上面刻有精美的谷纹，全部做完要四五天，不到一万的成本，拿到市场能卖两万多，“看见自己做的东西摆在明亮的柜台里，特别开心，有成就感。”

    薛飞说他是一个内向、细致的人，他的做工也细，他说干这行必须心细，不细也得细。还要坐得住，他一开始坐不住，总想站起来溜达，现在一天坐8小时，他的颈椎不太好。有时心情不好就听听音乐。

    薛飞告诉我，邳州玉雕这行待遇都差不多，月收入3000-4000块，中午管顿饭，单位不上保险，也不裁员。

    他的爱人在单位上班，房也买了，生活还可以。两岁的女儿有时到这里玩，会喊“这是玉！这是玉！”说到女儿，薛飞的眉宇间有了柔情。

    “你以后往哪方向发展？”我问。薛飞指着坐在作坊里间的设计师，“我还不敢想。他也是半路出家，从做手艺开始的。我将来也想当设计师。”

    “会一直干吗？”我又问。“手艺学了不干怎么弄？我这么胖还能干啥！”顿了一下又说，“这行干好了才能挣大钱，所以我一定要干好。”

    “我喜欢做这行，并不完全是为了生计。” 薛飞抬头看着我，认真地说。

 

 

 

玉殇

    每一块玉，都是一面镜子。一面关照着生活，另一面镌刻着理想。邳州的玉雕师傅们，这些手握刻刀的手艺人，在盛世的喧嚣中，伴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磨声，循着历史的脉络，一点点还原。在简陋的作坊里，生活的现实隐遁在细密温润的谷纹之间，刻刀下流转着远古的想象，惟妙惟肖的器物，仿佛是穿越而来，为通向未来的理想寻找一条模糊、不确定的通路。

    邳州之行，认识了几位玉雕艺人。汪如棉，这个一辈子就喜欢玉、研究玉雕的老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飞奔而去，而今，又为了玉雕的未来苦苦坚守，天赋的责任和担当是那代人身上褪不去的烙印。还有闫楠和薛飞，想成为玉雕设计师的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张望人生理想，生计的压力、物质的诱惑，对现实的考量成为修正理想方向的坐标，欲望，成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必须抵抗的选择，这是时代的病痛，又能去怪谁呢？

    还记得邳州的那几天一直在下雨，特别难忘，穿着圆领大白背心的汪如棉背着手，大步流星地消失在雨后的街巷中，那背影有点落寞。

    如果有一天他走到了那条路的终点，闫楠和薛飞又将会在哪里呢？

    （采访时间：2013年6月）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　薛洁　　　图片/郝杰（江苏省徐州分行）

特别鸣谢：江苏省徐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