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郝杰（江苏省徐州分行）

 

高速运转的时代，最欠缺的是人类学式的目光。尤其是对于主流之外的群体。这本书的问世，告诉我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座让例外成为常态的收容所，一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与被裹挟的全球化。

 

《我的凉山兄弟》：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诺苏人的凉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追赶得上一个稍见公平的现代性未来？也许从个别诺苏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有人在潮流中顺势而起，步入现代化的满意人生，但就整体族群及其文化来说，诺苏有可能成为赢家吗？

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他们进入主流之时，也是他们愈加边缘化之际。这也许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文／本报记者　张瑾

    真相常常就隐藏在一个你所看到的世界后面。

    大脑已经被碎片化讯息堵得有些短路了，思考变成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总需要点什么烈性的东西疏通一下。于是，在猎奇心态驱使下翻开了《我的凉山兄弟》——因为大凉山、毒品、艾滋病，这些字眼足够冲击眼球。合上书页，重新回到本书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的一段话：让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上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的，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让读者明白无须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灿烂的渴望。

    这本《我的凉山兄弟》，是人类学者刘绍华通过一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的交织着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政治变革的独特民族志，是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辉煌又惨烈的青春探险记录。

    诺苏人的这场被“文明进化”的旅程，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凉山实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半个多世纪的时代流转，从部落社会的凉山诺苏人跨越到社会主义的广义彝族人的这半个多世纪，诺苏人到底经历了怎样“辉煌而又惨烈”的探险呢？

    作为一个读者，如果仅仅期待于诺苏族群的奇风异俗的描绘中看到一个耸动好看的故事，那必是辜负了一个你从没真正了解的世界。

    一

    在由单向街发起的首届书店文学奖评选中，《我的凉山兄弟》入选。颁奖词是这样阐述的:高速运转的时代，最欠缺的是人类学式的目光。尤其是对于主流之外的群体。这本书的问世，告诉我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座让例外成为常态的收容所，一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与被裹挟的全球化。

    《我的凉山兄弟》所记录的四川西南凉山州的利姆乡，是一个从州府西昌还要坐上十小时巴士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寨，这里是少数民族诺苏族的故乡，也是人类学者刘绍华的田野地。一个女性学者，克服重重困难，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和她的凉山兄弟们朝夕相处，她只想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个贫困山乡会成为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袭击的“重灾区”？刘绍华说，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所以，这是一本讲述“人”的故事的社会学著作。书写中所流露的动人情感让我的阅读在理性逻辑后面触摸到了一个人类学者的人文情怀，这种体验非常迷人。就像台湾学者蓝佩嘉所说的那样，《我的凉山兄弟》“在学术分析语言之上，伸出温柔的手抚慰苦难与死亡。透过‘伤心人类学’的书写，让我们从同情性的理解中，营建包容差异与见证苦难的疗愈力量。”通过记录“凉山兄弟”的青春历程，洞见当代中国卷入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和福祉，以此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站在这个背景之下，让我们对诺苏人的苦难和死亡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和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个体生命的温情叙事中，刘绍华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性”、“全球性”的社会命题。凉山诺苏人在短短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空前巨变：从部落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制，再被卷入市场经济改革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对诺苏人的冲击。对诺苏的族群和文化来说，这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在变革的时代，“现代性”以史无前例的姿态在人类史上掀起了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而中国在这场转型中，成为多元现代化力量较劲最为高潮迭起的场域。大凉山，本是诺苏人安居一隅的人间乐土，却被裹挟在历史变迁的风暴眼，迅疾，茫然，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学会如何在时代的湍急洪流中安顿自己，他们无所适从，茫然无措，在经历挣扎、妥协、抑或执拗的坚守后，却直到现在，也未寻得自己在现代化中的一个恰如其分的生存坐标。

    二

    凉山诺苏人命运的转折始于半个世纪前的“现代化”浪潮。虽然说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每个个体、群族都不能幸免，但对于诺苏人来说，这样的变革却犹如“刮骨疗伤”般惨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实施前，凉山诺苏人一直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外界称其为“独立罗罗”。传统的诺苏社会有四个主要阶层：土司（统治者），黑彝（贵族）、白彝（平民）和两种等级的奴隶（当地汉语称之为安家娃子及郭庄娃子）。过去，家支是诺苏部落社会中最高的政治权利组织，相当于汉族的宗族。诺苏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记诵父母双系的族谱，亲属关系准则主导了诺苏的道德规范、宇宙信仰、权利义务、社会阶级。诺苏人的传统生计是农牧并行，以物易物是最重要的传统交易形态。

    到了20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中，无数少数民族由政府划界命名，凉山的诺苏人和云南、贵州其他较接近的族群一起，被整合分类成为一个由国家创造的新兴民族——彝族。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完全打破了诺苏社会族群固有的传统，政治仪式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家支活动。一个民族符号的整合是容易的，但根植于一个独立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宗教信仰却是很难真正融合的。谁也不曾料到，诺苏人即将迎来一个物质匮乏，精神无依的世界。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凉山的诺苏人再一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在市场改革时期，金钱和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毫无例外，诺苏的年轻人同样向往一个现代、文明的“美丽新世界”，开始渴望走出大凉山，拥抱城市。大字不识一个的诺苏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走出了大凉山，他们的足迹遍布西昌、成都、昆明，甚至远至西安、南京、北京、东北和新疆。但至于为什么走出去，他们也不知道，“就是想到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

    这些加入了农村“流动人口”行列的诺苏青年，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汉语，他们带着盲目和冲动进入城市，却无法适应、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隔阂与排斥，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吸毒、抢劫、盗窃、坐牢，在城市人的眼中，诺苏族人成为了“野蛮民族”的代表。出走凉山，本是为了融入主流世界，但最终却为主流文明所拒绝，谁之错？在刘绍华的眼中，诺苏人的生存状态是“全球化”浪潮造就的现实悲剧，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这个偏远角落的巨大冲击，使诺苏人成为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失业、赤贫、迷惑、危险、苦难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他们也衷心拥抱全新的自由，在传统认同与新生活方式的交错下，尝试各种可能性。

    但面对他们的努力，这个世界却没有回馈给他们同等善意和包容。诺苏人在“野蛮人”文明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毒品侵蚀了贫瘠的大凉山。但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毒品对于诺苏人的影响，“复苏”似乎比“侵蚀”显得更为恰当。因为毒品对于诺苏人来说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诺苏贵族生活方式的一种普及。诺苏人对鸦片的正面记忆，让年轻人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反而演变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从19世纪末，鸦片就开始进入凉山。土司、黑彝等诺苏贵族用鸦片和汉族商人交换白银、布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他们通过鸦片贸易获取丰厚利润，购买大量现代枪支，以此巩固部落的独立统治。鸦片在老凉山的消费模式和其他地区的新鲜商品一样，都沿着既存的社会阶层界线发展，在彼时的诺苏社会，鸦片不是毒品，是只有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商品，是新奇的奢侈品。有一句诺苏谚语是这样说的：鸦片是黑彝、土司的糖。在诺苏人的意识中，这是一种有钱人的生活方式。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认知，当毒品再次在凉山卷土重来的时候，海洛因迅速成为背井离乡的诺苏年轻人的身心抚慰剂，成为他们之间展现时尚与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高下。到了90年代中期，海洛因已经在凉山成为大受欢迎的娱乐招待品。

    诺苏的流动青年们带着这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在凉山与都市间穿梭往来，而此时，都市对于他们的来访已经开始抱有更深的敌意，他们的生存更为艰难。诺苏青年的城市探险有如一场集体性的生命试炼，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但事实上，面对时代的巨变，他们其实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他们身心俱疲。于是，这些曾经兴冲冲去看世界的年轻人，辗转回乡，却从外面的世界为依旧贫瘠的家乡带回了新的灾难。1997年，利姆乡发现首例因毒品注射不当而引发的艾滋感染。

    就像海洛因曾经被视为时尚奢侈品一样，最初，面对艾滋病，诺苏人同样没有恐惧，只是作为普通的病痛来看待，而这依旧源于诺苏的传统文化认知。传统的诺苏文化认为疾病是由鬼怪或者失魂落魄所引起的，毕摩对于人世的不安于病痛自有一套诠释体系，都记载在毕摩世代祖传的经书之中，并据此分类疾病、执行治疗仪式，在诺苏社会，关于疾病的污名，最严重的有三类：麻风、肺结核、狐臭，诺苏的病因论认为这三种疾病具有遗传性，若族内有人得此恶疾，近亲必须处理，以挽救家支名誉。相较之下，艾滋的处境却不同，在这个传统里，艾滋尚未成为一种疾病类别，所以，诺苏人并不相信这种病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歧视。在艾滋病感染者的门上贴上“模范病人”的牌牌，在利姆的村落寻常可见，家人当然也不排斥和他们共同展开家庭生活。

    但是，当一个旨在帮助中国控制艾滋病的扩散，并提升中国传染病防治的应对能力的“中英项目”落户利姆后，却彻底改变了艾滋病在传统诺苏社会中的认知，并最终导致了这个计划的失败收场。

    四

    对中英项目的失败，刘绍华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归于两大关键因素：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

    中英项目团队漠视地方文化，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诺苏社会中，调节是解决各式冲突的重要社会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密切镶嵌于亲属关系、宗教仪式、世界观、身心疗愈和社交互动等各种生活领域之中。传统的权威人士包括毕摩、苏尼、德古和头人，每个角色肩负了不同的社会调节作用。例如：头人调解家支内的纷争，德古调解不同家支成员之间的纷争，毕摩和苏尼则负责人世与鬼神间的调解。而这一切，在计划执行者的眼中，都充满了落后和迷信的色彩，是与其所倡导的现代文明相悖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天然的偏见，在计划的具体执行中，执行人员根本不会考虑将这些传统权威人士纳入他们的计划当中，国家代理人坚持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使一个原本对艾滋病并无歧视的社会，开始对艾滋产生不必要的恐惧。

    “就此意义而言，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透过时间上的进步和落后，来想象不同空间与人群的观点。”政府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充满文化偏见。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对特定社会现象本不应该只有单一概念与反应。不幸的是，在中国，却早就有了国家与体制经营的霸权，他们手中握有诠释权，正是决定何谓异常的标准界定者。在全球现代化的动荡中，边缘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击以及不明智的政府行为，使诺苏人一不留神，就落入社会变迁的陷阱。刘绍华认为，在市场改革时期，公益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共识和妥协之上，而文化的偏见从一开始就根植于中英项目的具体实施中。

    这也是中英计划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五

    在刘绍华的眼中，在时代巨变中无所适从的凉山诺苏人，是全球化的直接受害者。

    对诺苏而言，他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与不同类型的现代性交手，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全球性的，都源自外力强加，且来势汹汹，瞬间一个接一个的降临，让诺苏人应接不暇。面对各式生命苦难与接连逼近的挑战，诺苏人的耐力和韧性令人惊艳，一种内在力量，使他们虽与悲苦为生，但仍旧谦卑、坚定的继续前行。巨变的时代为诺苏人撕开了一个走出封闭、走向现代化的小口子，却没能指给他们一条通往真正光明的道路，当他们循着那一丝微光蜂拥而出之后，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图景，却不知道该如何体面地和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握手言和，最终成为了一群尴尬的站在时代边缘的人。

    而就在诺苏人以自我的抗争在时代的变迁中寻得一块安身之地的同时，我们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面对强势难敌的全球化力量，是提供一种宽容的保护？还是与他们并肩面对？似乎都没有，马海古者、曲比木嘎、马海布都、贾巴曲铁……这些凉山兄弟们的故事，让我只看到了冷漠的偏见，看到传统被割裂，命运像一条抛物线，把他们连根拔起，无情地抛向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2012年的时候，刘绍华又一次回到利姆，她听她的凉山兄弟说，他们的家园将大规模的开发为工业区。是的，任谁也挡不住时代车轮的碾压。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他们进入主流之时，也是他们愈加边缘化之际。这也许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面对眼前这场席卷社会文化的洪流，过去十年来关注诺苏人的我，深感无能为力。我只是记录，记录这一段历程，当做凉山诺苏在现代性洪流中的纪念碑。”作为一个身陷其间的记录者，刘绍华依旧提出了对这个时代的拷问——在描绘全球化大图景时，我们又该如何给地方情景找到一个适当的存在空间呢？

    六

    从让农民脱胎换骨的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到落日贵族的现状，日本也花了150年才走到如今的偏安死胡同，台湾花了5、60年便走到了一个隐疾丛生的表面荣景，但中国却只花了30年。刘绍华在田野现场所体会到的历史感短暂而浓烈，她提出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问题：诺苏人的凉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追赶得上一个稍见公平的现代性未来？也许从个别诺苏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有人在潮流中顺势而起，步入现代化的满意人生，但就整体族群及其文化来说，诺苏有可能成为赢家吗？

    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还有多少像诺苏这样的少数族群，有多少像利姆这样的贫瘠山村，在现代性、全球化的追赶中，日渐式微，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甚至被连根拔起。而我们却视而不见，依旧乐此不疲的在雷同的世界格局中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化荒漠。

如果诺苏人的未来找不到安放的家园，那么，一个全球化世界的图景，意义又将何在？！

 

 

编辑手记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

《南都周刊》每年都会评选年度“失望之书”。2015年《我的凉山兄弟》不幸入选。文章的标题是：《除了展露创口，更需疗伤的药方》，其失望理由为：此书的论述流于表面，分析论断则过于片面，既没有找出凉山彝族人群之中毒品和艾滋泛滥的真实原因，也没有给出治理的药方。对于凉山彝族，作者对其文化仅从欣赏和赞许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敢解剖和直言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今天“凉山之殇”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凉山兄弟》是一本横跨十年之久的书，作者刘绍华在理性、绵密的田野调查的同时，用温情的笔触审视、记录了时代巨变中凉山诺苏人的生命历程，字里行间弥漫着动人的情感。对于对凉山诺苏人生活的记录，刘绍华说：“研究与书写是我对身处时代的结绳记事，以此铭记我经历过的风起云涌暗淡幽微。我见识了满实多元却也沧桑历尽的人生百态，微小如我，不乐见所有的往事如烟。历史一眨眼，我虽恍惚，但仍旧努力清醒，记录、分析、审视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流转。这是我生涯轨迹的殊途同归。”

    是的，这只是刘绍华“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流转”，她只是记录，打开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世界。虽然书中的故事有一个女性学者感性的成分，但对保留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我认为作者是理性而客观的。

    如果是一个时代的病痛，当然需要时代给予一个恰当的回应。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凉山兄弟》并不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