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晚年

刘琼在《女篮五号》中饰演田振华

刘琼在《岳飞精忠报国》中饰岳飞（右）

■　沈寂

    在广州逗留了三个月，上海七个私营电影厂合并为各路英雄会合的联合电影制片厂。刘琼、狄梵、舒适、齐闻韶、杨华、蒋伟、白沉与我参加“联影厂”。我们坐火车，三天两夜到达上海。在火车上，被人认出，要求表演节目。于是我拉琴，白沉唱《文韶关》，舒适唱《坐宫山》。上海电影界人士在车站欢迎。

    “联影厂”正在进行“文艺整风、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我们亲眼看到赵丹为了主演《武训》而检讨，痛哭流涕。我与刘琼分组学习，香港来的“同志”可免自我批评。会后，刘琼见到我，双眼露出困惑的目光，吐露心声：“如果武训办义学是维护封建王朝利益的奴隶，农民革命的叛徒，那岳飞就是愚忠，文天祥就是为反动派招魂，蔡锷曾经投降袁世凯。我演的那些忠臣都成了封建制度的奴才。我一直自以为的成功之作，都一无是处。”我也迷惑不解，只回答：“我不知道。”

    “联影厂”成立工会，刘琼、舒适、宣景琳、王汉伦、毛羽、林朴华和我在一个小组。每个人毫无保留地先自述历史，最后谈自我认识。当刘琼非常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自述经历和对“电影皇帝”称号的批评后，大家表示满意。忽然那个自称政治上靠拢党、自以为思想进步的林同志，竟提出一个“自传”题目外的问题：“刘琼同志还应该交代你与大汉奸邵式军的关系。”他一提出，举座皆惊。我望一眼刘琼，只见他先不屑地斜视一眼对方，然后用小手指拍敲两下桌面，最后平静而响亮地回答：“我会向领导谈！”

    会后，我问刘琼：“究竟怎么回事？”刘琼反问我：“你不知道？”我听说过。但不知道刘琼与那个汉奸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刘琼又说：“你不必知道，我也说不清楚。”他的话成为我的一个疑团；但我相信刘琼，决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有一次，齐闻韶突然召集我们，说领导上要发工资给我们，刘琼、舒适各领230元，狄梵与我各120元。大家听后难免心里盘算，与香港收入相比，几乎相差五到十倍，然而我们现在是国家干部，而且比普通职员的薪水略高，就知足了，不放在心上。后来评级，白杨、金焰一级，赵丹、舒绣文二级，刘琼与舒适四级，足见领导上对香港回归影人的轻视。我们心里有话，嘴里不说。难怪有人议论：驱逐出来的不如自己回来的；自己回来不如不回来的！“联影厂”成立后，分行政、生产、艺术、演员剧团和技术等各部。刘琼与舒适参加演员剧团，金焰是团长，也只在一些影片里演次要配角。因无合适剧本，厂里等米下锅，刘琼与舒适久久不在银幕上露面。舒适于1954年才参加《鸡毛信》剧组，主演民兵队长，是配角。他下生活访问，演出成功，影片还获奖。刘琼同年与孙景璐合演王为一导演的《山间铃响马邦来》，故事老套，又是少数民族打扮，刘琼难显风采。1956年领导上却要他去导演儿童题材的《两个小足球队》。刘琼不得不想，自己既是演员剧团成员，却要他去担任小片子的导演，为什么？他不明白。《两个小足球队》的编剧，是山东大学的学员，姓梁。他先分配到夏衍、王世桢负责的“剧本创作所”当编辑，当时缺少儿童片，他试写了这部剧本。剧本通过，他得到稿酬，高举钞票，欢呼：“我发财了！”他是为发财而参加革命。剧本基础差，刘琼尽心尽力，卖座不佳。他为“革命”而损害艺术生命。接着，领导上又交给他一个任务，与应云卫合作导演京剧纪录片《宋士杰》，他爱京剧，《宋士杰》戏好看，敬仰周信芳，又有应云卫指导。在上海“沦陷”时期，周信芳演出连台本戏《文素臣》，刘琼也主演过影片《文素臣》。两个文素臣现在一起合作，相互敬重和默契，非常愉快。直到1957年，“上影”导演石挥、谢晋、徐昌霖、白沉等成立“五花社”，成为自愿结合、自选题材、自编自导、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集体，编写出《女篮五号》，由“体育迷”的谢晋独立导演，一致推荐刘琼为男主角，秦怡为女主角。这是刘琼自香港回上海后，第一次作为男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他那绅士风度又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尽力的时代典型，获得好评。他内心也为自己重现银幕饰演主角而高兴，亲朋好友向他祝贺。

    就在这一年，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刘琼因拍戏，未参加任何会议，没有“鸣放”。可是据一位了解人事工作的同志告知：刘琼有一个曾是汉奸后成为干部的朋友，被打成右派，将这汉奸交待与刘琼关系的材料转到上影。领导上因刘琼无任何右派言行，不作处理。刘琼知道后，暗暗吃惊，从此谨慎小心。与他一起从香港赶出来的白沉、马国亮等四人和他的知交吴永刚被打成右派，使他惊愕而痛心。

    反右、大跃进。刘琼被指定导演艺术纪录片《翠谷钟声》《巨浪》。在“多快好省”的命令下，他慢工出细活的创作习惯不得不改变，以适应和应付过去。领导上要他在《海魂》里扮演国民党舰长，既是反派又是配角，这是他艺术生命中从未演过的角色。他却欣然接受，还精心设计。他在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派配角。他穿一身挺刮的舰长制服，戴一副白手套，神态端庄严肃而耿直，最后“成仁”而死。在“文革”中，造反派批评他没有批判地演这个角色，而当作“正面人物”来演，是为反动派翻案。刘琼回答：“不当作反面人物来演才能演好这个角色！”一语惊人。刘琼在任何压力下不屈服，不认错，他是位表演艺术家，他尊重艺术规律，维护艺术要求，这神圣的宗旨使群魔哑口无言。后来刘琼无意中说出一句话：“我们在运动中被指为反派，其实我们是正派”。

    当时，创作人员中流传：“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刘琼在《海魂》演反动舰长受到批评，只希望导演与政治无关的作品。在《宋士杰》之后，又让他导演古装片《乔老爷上轿》和戏曲片《女驸马》，还与沈浮合作导演《六十年代第一春》，1961年导演《51号兵站》。这是一部新四军年轻战士梁尧洪假冒帮会分子，以经商为由，运输军用物资，由刚从上海戏校毕业的青年演员梁波罗演主角，他初登舞台，一举成名。刘琼还挑选了一些老演员张翼、高博、孙道临、邓楠、李纬、陈述等众星烘月。影片非常成功。演员们一致推崇刘琼的导演功力。我观看后，问刘琼对这一方面情况你怎么了解。他先笑而不答，在我催问下，告诉我一段他从来未告人和谁也不知道的奇特经历：1947年夏衍要刘琼送情报给新四军，要冒险通过封锁线。守卫士兵不认识这位大明星，但一路之上难免会遇到影迷或熟人，于是，他不穿西装，改穿长袍，头戴大盆帽，再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鼻子下留一些小胡子，化妆后谁也认不出他。他手提一小皮包药品，将“情报”藏在一瓶药粉里，假扮大单邦的商人。经过封锁线时，岗亭要检查，他自动打开皮包，取出一匣药品，派头一落地交给那个“站岗”，打开壳子，里面是一叠钞票，站岗的“没收”了，请刘琼“开路”。“情报”内容他不知道，只说到解放区见到了那位汉奸朋友。汉奸参加了新四军？他不说。有这段经历的刘琼，导演《51号兵站》当然成功。

    1964年，文艺政策开始宽松，北京谢添拍摄《早春二月》。谢晋在反右后一度停顿的《舞台姐妹》搬上银幕。有人鼓励刘琼导演一部人情味足或类似《国魂》题材的作品。刘琼不敢拍摄与政治有关或宣扬人性的的影片。正巧作曲家葛炎编写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阿诗玛》，剧情富有人情味和神话色彩，刘琼欣然同意合作，担任编导，还特请少数民族姑娘杨丽坤任女主角，一片成名，也成为刘琼自港回上海后比较称心、并能发扬他的风格的成功之作。

    1965年，毛泽东提出歌颂海瑞，上海的周信芳和北京的马连良改编为京剧《海瑞上疏》和《海端罢官》，刘琼看后，异常激动，正准备再度与周信芳合作拍成舞台记录片，不料“上面”指出写古人海瑞是为现代的彭德怀翻案，由此揭开“文化大革命”。刘琼暗暗庆幸自己幸免灾难。不料，恶浪还是将他冲击淹没。查无实据的罪名重重地套在他头上：附逆影人、帮大汉奸出逃、漏网右派、香港派遣特务。尤其是与汉奸勾结与派遣特务两大罪名，更令人惊愕。刘琼自知帮助汉奸出逃是指自己与大汉奸邵式军的关系，而派遣特务是指被香港政府驱逐时因等候狄梵在边防所与特务相处之事。这两件事，第一件不能说，第二件说不清楚。于是作为重点对象隔离审查。

    三

    “文革”结束，普天同庆。当时，我还在一家小化工厂劳动，抽假日去探望舒适和刘琼。舒适在干校时，虽经历了与妻子慕容婉儿生离死别的惨痛，却依旧精神饱满，锻炼身体，等待拍戏。只要有人请他，爽快地满口答应。他只演配角，只有一、两场戏，他也劲道十足，说是为了过过瘾，还组织篮球队和由汪道涵发起的京剧票房，每周一次，去票房唱戏，还登台演出。我见到刘琼时，只见他人憔悴，体力弱，眼神里依旧闪烁着神采。我问起他在干校隔离的情况。他脸色庄严，目光灼灼，端坐在椅子上，嘴里吟咏着文天祥在土牢里的独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狄梵在旁插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刘琼摇头，默默无言。

    八十年代初，我的一位工人出身而有兴趣搞出版事业的朋友丁基，曾秘密印刷过《西行漫记》，和奉命印刷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在“镇反”时被判刑十年，劳动改造。“文革”结束，他兴冲冲来找我，说邵式军的女儿请我吃饭。我与他吃过饭后去邵家。一个中年妇女向我诉说他父亲的不幸遭遇：在抗战刚胜利时刻，邵式军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惩罚，携带一百条黄金，到刘琼家，刘琼以“送行”为名，帮邵式军出逃，投奔新四军，当一名科长。反右时划为右派，后因汉奸罪名判为反革命，病死在牢中。现在女儿要求为父亲平反，请刘琼证明。我对此事早有耳闻，而且刘琼也因与汉奸有密切关系和香港派遣回来，成为他历史上说不清的污点；在“文革”中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我即刻到刘琼家去，将邵式军女儿的请求相告。我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凝神细听，在我说到他为邵式军“送行”两字时，他举起一个手指阻止，改正道：“不是‘送行'，是他向我祝寿。”然后喝一口咖啡，不再言语。等我说到邵式军冤死牢中，他双手拍一下双膝，站起身来，长叹一声，告诉狄梵自己要洗澡，就快步走进浴室。我感到没趣，以为他不要听我的叙述，刘琼又回身来，唤住我：“别走，我还有话。”狄梵为他送上替换衣衫，关上浴室门，示意我坐下，然后望一下浴室的门，细声地说出一段令我吃惊的亲身经历：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可日本兵没有撤退。大汉奸逃跑，国民党军统未到，各派特务看住邵式军和他的金条。那天晚上，邵式军先电话告诉老刘：要来向他祝寿。我们觉得奇怪，祝什么寿？半小时不到，式军夫妇和女佣人坐一自备汽车来了，还带了两大包礼品。他一进门先向老刘祝寿，还像平时说笑话一样。然后低声对老刘说了几句话。我看到老刘脸上露出意外表情，又爽快地答应，还要我把准备好的酒菜取出来。老刘把客厅的灯开足，让外面的人看到。式军向我们敬酒，女佣还送上一盒奶油蛋糕。式军酒量大，那天却没喝多少，有些醉，要他太太先回家，说等他酒醒后再走。汽车开走了，过了半小时，有一辆汽车开进沧州别墅来。老刘扶着式军，女佣将带来的两个包塞进车厢，汽车一开，两个好朋友挥手告别。邵式军走后，老刘才告诉我，他带了两包贵重物品去投新四军。国民党军队到上海，军统立刻派人到邵家搜查，保管箱内没有金条，邵太太说丈夫一去不回，不知去向。又到我们家来查问。老刘一口承认邵式军夫妇带了两包东西来我家，喝醉酒，太太先回家，后来他和女佣带了包坐汽车走了，从此没有见面。特务追问：包里是什么东西？老刘回答：我不知道。忽然，要狄梵从里面拿出奶油蛋糕盒子，打开一看，回答：“蛋糕吃了，还有一包东西。”特务打开纸包，是一大块烟土，拿了就走……老刘对特务没说邵式军去投新四军。解放后，他香港回来，向领导讲了。领导要他严守秘密。如今却背上帮汉奸出逃的罪名。真是有冤难申，有口难辩啊！

    刘琼匆匆洗完澡出来，还用毛巾擦脸。我发现他眼圈发红，只唏嘘一声：“人也死了，还证明什么？”这话含意他自己曾为此遭受不白之冤，有谁证明？听到邵式军坐牢死亡，因掩不住悲痛，逃进浴室去痛哭。

    老刘坐在沙发上，狄梵递给他一支雪茄，他深吸两口，不再说话。从那天起，我有一段时间没去探望刘琼。听说他终日悒闷不乐，一头漂亮的头发竟大把大把脱落，他不想见人，闭门不出。

    四

    直到1984年，在张瑞芳的鼓励下，一些老艺术家们申请入党。刘琼实事求是地书写自传，他虽以为自己的历史清楚，交代明白，然党组织不了解实际情况，又无证人，总会有疑问和周折，不料很快就批准。刘琼过去的一切一切，太多太多的委屈，全部改正和澄清，由此精神振奋，情绪饱满，使大家并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奇迹是，他那已经疏颓的灰发竟很快茁长出满头华发。他干脆染成黑色，恢复到三、四十年代的风采。上海每有盛大会议，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虽谦逊地最后出场，一露面就满场采声。他还随代表团赴美参加“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他重新出山后，第一件事是出席“阮玲玉诞生七十周年纪念会”，孙瑜与他坐在主席台上并相继发言。后来他知道我在编写《阮玲玉》剧本，特写信给我：

    “……我由衷地关心着《阮玲玉》的电影剧本，当然还是要看你的情趣如何。……人们问我今年拍什么戏，我总是提《阮玲玉》，就等沈寂的剧本……”我将电影剧本《阮玲玉》交给他，他成立摄制组，正在筹备时，厂方希望他负责一个创作集体，他向我道歉后，为不能合作而遗憾。1992年，香港导演关锦鹏要拍摄《阮玲玉》，由秦汉饰唐季珊，特邀刘琼和我与秦汉在贵都咖啡馆晤面。交谈时，咖啡馆播出请秦汉听电话，大家惊愕。秦汉听完电话回到座位，告诉关锦鹏：是一位女士也在这里喝咖啡，见到他就打电话向他问好。大家一笑了之。刘琼在描绘唐季珊的性格和日常生活的表现，最后不由得笑叹一声：“我其实想演唐季珊！”散席时，侍者们向秦汉鞠躬，刘琼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一句：“今天的秦汉，就是四十年代的我。”事后我问他：“为什么想演唐季珊？”他回答：“读了你的传记，尤其是揭发了阮玲玉的真假遗书，我感到阮玲玉自杀，不是鲁迅所说的‘人言可畏'（这是指社会对阮的诬告），而是唐季珊虚情假意又恶狠狠的迫害，是‘人心可畏'！”我深深佩服刘琼的洞悉世情的智慧和善良纯真的心灵。我们纵观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动荡和每个人的品性行为，岂不都是如此？！

    “浩劫”过后，全国电影艺术家在劫后余生中重新焕发创作激情。上影厂的创作人员也再显锋芒，同时，“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也像一阵阴云笼罩整个文坛。白桦的《噩梦》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这使曾遭受过折磨和曲解之苦的刘琼在创作冲动中不得不谨慎小心，他采用偏离现实，回避阶级斗争的题材为主。

    1978年，他选中《沙漠驼铃》，情节是在解放初期，地质学家朱教授带领一支队伍去戈壁滩找矿，其中历尽险难，最后完成任务。主要演员是有舞台塑造庄重人物经验的焦晃和梁波罗，初登银幕的潘虹（有一双忧悒的眼睛），郭凯敏、张建亚等。影片画面大都是在荒凉的沙漠中负着沉重器物的骆驼群，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走。我观后感到节奏过慢产生压抑感。他回答我：“艺术家的一生，就像背负着重担在沙漠上行走的骆驼，任重道远，艰难而孤独。在沙漠上留下足迹，风一吹全无”。他这一段话是把骆驼比喻自己和艺术家们。我见他有些伤感，但他又接着说：“好在有驼铃，叮叮当当在人间回响。”

    骆驼的余音，继续两年。上影厂的拍摄任务繁忙却轮不到刘琼。他耐心等待，神怡心静地研究国学和书法。直到1981年，领导上通知他导演《李慧娘》，是一部根据《红梅阁》改编的京剧舞台纪录片。故事是写明代时李慧娘父女逃难到杭州，卖艺为生。大学士裴舜卿怜惜他们，以玉佩相送。奸臣贾似道贪慧娘美色，踢死李父，抢走慧娘。两月后，慧娘游西湖，遇裴公子，惹恼贾似道，杀死慧娘，囚禁裴公子。慧娘阴魂不散，叫唤冤枉，判官赠阴阳宝扇返阳间。慧娘夜访红梅阁，救出裴公子。怒斥贾似道。这是一部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戏剧。刘琼导演时倾注无限热情，使影片自始自终在强烈的激情中。我观后和他交谈，他叹息一声，只说一句：“我怀念艺术家在历次运动中死亡而无法‘返魂'啊！”

    《李慧娘》之后，又应谢晋的邀请，在《牧马人》中饰演华侨企业家，主角许灵钧的父亲许景，劝曾错划右派的儿子离开中国，随他去美国接受他的事业和财产。这人物最合适由刘琼饰演。他们到青海去拍外景，我将谢晋寄来的彩色剧照放在我主编的《上影画报》插页，已出样稿。厂长徐桑楚急急来到编辑室，要我将介绍《牧马人》剧照和文字删去，原因是上级领导对刘琼饰演的许灵钧的自白：自己在美国心灵空虚，竟鼓励儿子继续留在祖国，是缺少阶级观念。如不改动，就宣布停拍。我立即写短信给谢晋，几个字：“能改则改。”托徐桑楚带去。徐桑楚向谢晋提出中央命令，谢晋推托必须征求编剧李准意见。李准不同意修改，谢晋回复：“能改则改。”徐桑楚回上海，影片继续拍摄，在对话中稍有改动，仍保持原本。放映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对刘琼的演技特别赞赏。刘琼苦笑：“如果删去这些对话，就没有我这个人物了。我们在香港时，就是感到空虚而向往新中国啊！”他感到这些意见不是针对角色，而是对准饰演这角色的刘琼。

    《牧马人》之后，刘琼又导演了艾明之以关牧村经历编写的《海上生明月》，叙述渔家姑娘的成长。导演刘琼就请关牧村任女主角。又聘请施光南作曲，影片完成，关牧村的歌声传遍全国。

    这部音乐剧成了刘琼最后导演的一部佳作。

    五

    可能是感到自己已经年迈，再无精力导演一部影片。可他对电影之热爱，也不愿退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电影圈。他内心无怨无悔，外表不卑不亢。他本来就是演员，如今老了，已失去青春，不可能再饰演青年主角，便甘心情愿当影片的配角。他对剧本要求严格，剧本欠佳，虽重金聘请也婉言谢绝。剧本好，戏不多，酬金低，他也甘心情愿演好。他最主要的两部影片是《最后的太阳》和《死神与少女》。《最后的太阳》的故事叙述一些年老的音乐工作者，年已老，也退休，然仍胸怀壮志，一起合作，成立合唱团，四处演出。演员中有刘琼、张伐、江俊、舒适、林彬等老演员。刘琼任主角，是乐队指挥。这人物正合适刘琼当时的年龄、心态和热情。他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已花白的头发染成灰黑色。影片放映，因故事简单，人物只有外在的特点，缺少内心气质。连刘琼自己也因不能抒发他的表演才华不很满意。《最后的太阳》缺少光彩。刘琼多么渴望在他晚年时能主演一部表演老人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力作。

    就在《最后的太阳》完成第二年（1987年），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林洪桐，带了一个剧本《死神与少女》，来求教刘琼，希望刘琼能担任该片的主角。刘琼静静地阅读剧本，故事内容是七旬老人田庚，寄出最后一部文稿后，被发现身患癌症。大夫王婉宜是他年轻时离异的恋人，劝解老人却被拒绝。一天，一位已被截肢的少女北方，躲避恋人马川的追求，悲观消沉。田庚为之震动，决心帮助少女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一起摆脱死神的威胁，进行人生的突围，最终，田庚含笑长辞，少女开始了新生。

    刘琼当时年过半百，因过度辛劳，身体衰弱，时时咳呛。阅读剧本，先是感动，后是震动，仿佛角色的灵魂浸入自己的身躯。他的心灵已和角色浑成一体。剧本读完，他像田庚一样躺在沙发上，老泪盈眶。这是一部写老年人死亡前心态，也是刘琼这一辈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刘琼喜欢这剧本，又担心自己也已年迈体弱，恐怕担当不起这戏的主角。导演林洪桐再次上门，见刘琼尚在犹豫中，他有意无意地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遥远的后代。”刘琼的眼神顿时闪烁出智慧者的光芒，点头同意。

    这一次刘琼饰演在死神面前的老人。不再是他过去主演的影片中的形象：讲究功架和绅士风度，也不用化妆，更不要求挺括的服装，而是他本人的现今状态：半秃的稀疏白发，满脸的皱纹，身穿他平时在家穿的衣服和医院里的病人衣衫。老人的造型动作也不是漂亮的步态，充满造型感的手势和身段，他的表情一反过去的夺目和魅力，而是柔弱、质朴、平易，衰弱和老态却不龙钟，病容里显露忧悒。他不再要求自己仍是过去的刘琼，而已是影片里即将死亡的老人。不是过去的刘琼，而是今天的刘琼。他不怕失去以往的光彩，却赢得了千万观众的赞赏。电影大师张骏祥在看完《死神与少女》样片时，竟一语惊人地对刘琼说一句笑话：“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死了！”

    《死神与少女》影片于1987年，刘琼获得“金鸡奖表演特别奖”。

    六

    刘琼老矣，已是八十高龄的他，还踏着一辆“老坦克”，在电影圈里来去穿梭。他乐于扶植和支持后辈，在一些新作里串演角色。在十年共演出七部之多。而在谢晋导演《梦非梦》中，秦怡饰女主角，他主动提出饰演男主角，既重温《女篮5号》的合作旧梦，也答谢他的师友的遗孀和多次与自己合作的秦怡。戏里戏，使人心动，戏外戏，更令人感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刘琼不再上银幕，他身患绝症。他感激狄梵。她自己也曾患绝症，动手术后复原，还殷勤地服侍他，一日三餐，烧菜煮饭。他每天早起，喝一怀咖啡，抽一支烟。默默地沉思和想念。每日必看书，每天必练字。他不想自己过去的辉煌，只念念不忘旧时的友情。舒适八十大庆，他写了八十个寿字送给老友。我常去看他。为我开门的狄梵向他招呼：“沈寂来了！”他指一指身旁的沙发。我看到他书写的“大智若愚”四字。我的解释聪明人的外表常现愚蠢，他摆摆头，说：“这个‘若'的意思是‘假装'”。我顿时想到当时有人问他与蓝苹合演《狼山喋血记》事，他从不为此炫耀。“文革”时，造反派又追问他，他眨眨眼睛，假装愚昧地回答：“记不得了！”我也记得当军统特务查问他是否帮大汉奸卷走百条金条出逃？他只发呆地摊摊手，“我不知道他出逃啊！”因为他那智慧的双眸，早就看透了这些人。有人对他主演的影片或批评，或攻击，或造谣，他露出啼笑皆非的表情，别人以为他木讷，他却明白是为了什么。

    我问他：“别人都说你刘琼在生活上、银幕上处处表现出的‘帅'的风度，潇洒、温文和儒雅。”他先莞尔一笑，表示既认可又无奈，又郑重地告诉我：“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原来真正的“帅”，是大志、大气、大智、大义；而大志、大气、大智、大义正是刘琼无人可及的高贵品格。

刘琼晚年因他表演技艺出色，曾先后荣获“第八届金鸡奖表演特别奖”、“第三届电影表演学会特别荣誉奖”、“中国电影世纪奖（男演员）”、“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奖”的称号等。他将这些奖状奖品都藏在抽屉里，我只看到他于1995年获“中国世纪奖（男演员奖）”的照片。照片里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他竟是容光焕发，一副宽大镜框里的双眸依旧闪烁着智慧的目光。轩宇昂立，俨然是表演艺术家的主帅，后辈的楷模。刘琼曾银海沉浮，他堪称中国电影的丰碑，永存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