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7新年论坛上，许小年教授发表了题为《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转折点上的经济和企业》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节选，由“中欧北京”公众号首发，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许小年教授授权转载。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

对于演讲主题《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转折点上的经济和企业》，许小年教授如此解释：“这个转折点我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但国家经济没有转型，企业转型也很少，为什么？”他直言不讳是“因为惰性”，“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到形势所迫不会转变。现在随着宏观经济形势逐渐严峻，微观层面上倒真正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K增长已经结束　单纯依靠资本积累无法持续驱动增长

首先介绍一下分析框架。下面是一个经验公式，称为生产函数，表示国家经济或企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Y = A·KβL1-β, β<1

-　Y: GDP或产出

-　K: 资本存量

-　L: 劳动投入

-　A: 技术水平

- β: 资本占国民收入份额

用这个公式描述国家经济时，Y是GDP；描述企业时，Y就是企业的产出或销售。产出由右边这些因素决定，A是技术水平，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存量。β是一个经验参数，衡量资本对产出的贡献，1-β则是劳动的贡献。数学表达的分析框架不仅为定量研究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我们有可能对多个因素进行一致的综合分析，找出多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理由对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对一国的国民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的经济体量有多大，而是人均GDP、人均收入有多高，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不是在世界上排老大还是排老二，而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用人均GDP衡量的。我们把上面的公式做个代数变换，就得到了第二个公式：

左边Y除以L（劳动力存量/人口总量）是人均GDP，取决于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本拥有量K/L。我国现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美国去年人均GDP是5万美元左右，我们的人均GDP仅仅是美国的1/5，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并没有被穷尽，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从第二个公式可知，人均GDP或者企业的人均产出由两个因素决定，我们根据增长动力将增长模式分为两个类型：

数量型增长（K增长）：增加人均资本存量。

效率型增长（A增长）：提高技术水平。

这里的A定义为广义的技术水平，不仅指生产设备、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生产和交易的组织方式、市场的扩大等等，凡是能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都反映在A上。

这两种增长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K增长无法持续，而A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单纯依靠资本积累，无法维持国家经济或企业规模的扩张，因为一个逃不掉的规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所谓“边际收益递减”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资本K的投入虽然可以提高产出，但每单位新增资本带来的新增产出会不断下降。

想象如果农民有一块地，仅用劳动力而没有资本投入，刀耕火种，亩产400斤。现在增加资本投入，给他配一台拖拉机，假设可以增产200斤。如果给农民配第二台拖拉机，能增产多少？肯定小于200，比如只有80斤。再给他配第三台呢？基本上没效果，因为两台已经足够用了，第三台拖拉机带来的产出增加等于零。

当资本边际收益等于零时，投资拉动无效，增加投资相当于给农民配第三台、第四台……第N台拖拉机，农业产出不变。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不在需求不足，而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是个伪命题，中产阶级、老百姓、农民工的需求很大，但是口袋里缺钱。中央银行多印钞票也没用，因为增发的货币到不了老百姓的手上，而是以银行信贷的形式进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企业拿了钱也不知道怎么花，资本边际收益等于零，实体经济投资没回报，钱去了楼市炒房子。

中国经济的资本边际收益是否已经等于零？我们在统计数字中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明。下图所示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从2011年到2016年三季度都是负增长，也就是工业产品的绝对价格连续五年下降。（图1）

PPI通缩背后的过剩产能

PPI通缩的原因是供大于求，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只好在市场上降价，这个曲线的背后是过剩产能，企业的产出已超过了由收入决定的社会需求，投资也就是资本积累不再带动经济增长，K增长停止了。至于2016年三季度之后PPI的反弹主要是货币的作用，从下面这张图看得很清楚，蓝色的生产价格指数跟着货币供应M1的红线上升，M1是狭义货币即流通中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图中两条曲线看似同步，实际上我们已将M1向前移了6个月，也就是央行如果今天增发货币，6个月之后PPI就会上涨。（图2）

资料来源：CEIC

最近的大宗商品行情也和货币供应有很大关系，实体经济投资没有收益，新增的货币和信贷流进了资产市场，2015年是股票，2016年是房地产，政府控制房价，游资又进了期货市场，正好库存见底，期货带动现货价格上涨，需求和经济其实并没有恢复。

关于经济形势，人民日报2016年5月份发表了一篇权威人士的访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既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长期在底部徘徊的低增长。本人赞同这个观点。不要看PPI上翘了，以为U型的左半段走完了，那只是货币的作用，不可能持续，经济还在L的这一横中，而且会停留比较长的时间，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企业效率

K增长已经结束了，关于这一点，中央政府有过明确的表述，就是转向供给侧，拉动需求的政策走到了尽头。投资拉不动了，因为投资实体经济没收益，消费也拉不动，因为消费取决于收入，当下我们正处于从K增长到A增长的转折期。A是技术水平，技术水平由企业决定，企业在供给侧。因此，转向供给侧的含义是把经济的增长动力从政府拉动需求转向企业提高效率，供给侧的所有政策都应围绕着企业效率的提高。

具体而言，供给侧的政策可以分为两步走，首先应该尽快采取措施，消除需求拉动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第二步是搞活企业。不消除系统性风险，企业就无法在健康的环境中运行。

系统性风险有三方面，第一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的存在不断压低价格，挤压企业的利润率，造成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第二大风险是债务。中国经济的负债率自金融危机以来迅速提高，国际清算银行（BIS）给出的中国非金融机构负债率（非金融机构负债/GDP），在金融危机之前是160%，2015年二季度上升到240%，增加了80个百分点，2016年达到了280%的高位。（图3）

非金融机构负债/GDP

过高的债务带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个道理对国家经济、企业和家庭都是一样的。负债意味着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出，而且是刚性的现金流出，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即使亏损也要按时偿还银行的贷款，一分钱都不能少。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负债太高，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收入，家庭破产，银行把作为抵押品的房子收走，拿到市场上拍卖还债，各家银行都在拍卖房子，房地产市场崩盘了，用按揭贷款做成的债券价格暴跌，于是触发全球金融危机。归根结底，美国家庭负债超过了收入现金流可以支撑的范围。

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出现困难甚至违约，贷款变成银行坏账，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构成第三个风险点。过剩产能、过高的债务和银行坏账密切相关，是拉动需求或者K增长模式留下的后遗症。

针对这些风险，中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三去”任务，我认为是正确的，但实际执行情况令人失望。去产能就应该关闭落后产能，现在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先关效率相对高的民营企业，救助落后产能特别是国有企业。国企经营不下去就合并，问题是合并起来能提高效率吗？去库存按说应该是降价促销，没有涨价去库存的道理。2016年一线大城市的房价飙涨，给房地产商送去了错误的信号，地王频频出现，继续投资开发的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库存。去杠杆指的是降低经济的整体负债率，而不是转移杠杆，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转移到居民部门。降低贷款条件，鼓励家庭借按揭买房，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卖地获得收入，偿还银行贷款，政府部门的负债转移到居民身上了，总体杠杆率没变甚至有可能还上升了。

转向供给侧，需要认认真真地采取措施，尽快化解和消除过去需求政策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只有在较为稳定的大环境下，企业才能正常运行和经营。

供给侧政策的第二步是提高企业效率，在这里我们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是全面减税。

第二，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市场化改革，缩小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规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创造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比如医疗行业，严重供不应求，但民间资本就是进不去，因为行政垄断和既得利益阻碍。

第四，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推进司法改革，提高保护私人产权的公信力，落实中央2016年11月4号《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这些政策的着眼点都是促进创新，提高技术水平A。A增长的可持续性源于人类无止境的探索和创新，一部现代经济的发展史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史，从蒸汽机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然而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由于创新活动不仅耗费资源而且充满了风险，如果没有高回报的前景，企业家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产权保护的作用就是建立企业对未来回报的稳定预期，引导企业投资于长期的研发项目。我们知道，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不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而缺乏创新的压力，官员和国企高管创新成功也得不到什么个人收益，因而没有创新的动力，建设创新经济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转型不等于转行

关于创新，我们推荐两位学者的研究。一个是193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熊彼特，他对创新做了系统地理论分析，有很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熊彼特的“创新”既包括了新产品、新技术、新的服务，也有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组织方式，以及新的市场和新的供应来源等等。另一位是彼得·德鲁克，他于1984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大多数当下流行的创新书写得都好。德鲁克认为创新不一定需要高科技，美国1980年代的数据显示，创新企业中只有1/4来自科技行业，3/4出自传统行业，传统行业中的创新大有可为。

德鲁克在书里讲解了两个案例，一个是麦当劳。麦当劳的创始人克罗克原先是卖奶昔制作机的，他发现加州一家快餐店每年订购的机器最多，好奇跑去看看，是一家做汉堡包的餐馆，用工业流水线的方法做汉堡包，像福特的汽车生产线一样。以前客人进来要等半个小时，现在5分钟，结果客户盈门，生意特别好。克罗克买下了这家店，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没有什么高科技，在简单的生产流程创新中，一个全新的行业——快餐业诞生了。

集装箱也是了不起的创新，在没有发明集装箱之前，港口装卸都是散货。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恢复，国际贸易迅猛增长，全世界的港口拥堵。有了集装箱，装卸不在港口而在企业进行，箱子在供应厂家那里装好了再拉到港口，港口的吊车把集装箱吊上船，到了地方也不在港口卸货，整箱地拉到用户企业再卸。集装箱是铁皮做的，没有什么高科技，它改变了装卸作业的流程，极大地缓解了港口的拥挤，提高了海运的效率。

德鲁克的第二个观点是创新需要专注。最近常听到企业说，“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这个创新转型的悖论源于对转型的误解，把转型错误地理解成了转行。传统制造业不行了就去做金融，做互联网，但你进入一个新行业人生地不熟，没有团队，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你去挑战行业中已有的成熟企业，那不是找死吗？中国有个“田忌赛马”的典故，获胜的博弈策略是“以己之长，击人之短”，你在新行业里“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哪有胜算呢？德鲁克讲，大多数创新发生在自己熟悉的行业中，不要妄自菲薄，专注一行，长期坚持。转型不等于转行，我们需要消除这个误解。

服装行业很传统吧？欧洲首富是ZARA的老板，亚洲首富是优衣库的老板，都在服装行业。这两家公司专注服装业，ZARA做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把时装做成快销品，以满足迅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优衣库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基本款式长期不变，仅根据时兴的潮流做些微调，资源投入集中在面料的研发上，它推出的羽绒服“一把攥”（一件衣服卷叠起来手掌那么大），既保暖又轻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创新转型需要专注执着的笨人，告别机会主义，不再去寻找政策风口或者商业风口，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基础技术和基本产品。一些企业习惯了交易套利式的经营方法，从交易型的商人转变创新型的企业家，最大的挑战是心理上的，从急功近利到厚积薄发，确实不容易，但不转是不行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个行业都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交易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和交易越来越透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套利也越来越困难。

创新也需要独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跟风模仿。目前市场上流行不少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说“打造生态圈”，苹果、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有自己的生态圈，好像坐着就把钱赚了，国内的创业公司也去模仿，靠补贴招徕客户，投资基金也用客户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盈利能力为创新公司估值与融资。仔细研究苹果公司，它的生态圈和客户忠诚度不是靠补贴而是一流的产品和技术培养出来的。苹果的手机和IOS系统是吸引和留住客户的两大法宝，不断推出新款手机，不断更新和升级IOS，让客户离不开它。产品、技术和服务是打造生态圈的关键，补贴的低价和网上的营销噱头可以聚拢人气，但不能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热闹一阵或者补贴一停，人就散了。还有一些流行的观点像“长尾理论”、“共享经济”等等，违反了商业常识和经济学原理，都经不起推敲。

创新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而且被市场接受。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去“颠覆”什么，不必想怎么去“赢家通吃”，只要有一点独特的东西，只要比竞争对手做得好一点，你就赢了。至于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其实和企业的关系不大，我们在呼吁政府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同时，不能消极等待，而要积极地和独立地思考如何推进创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