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裴士锋／著作

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需要有“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盘点一下“敢为人先”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的诸要素吧。先看一看，我们还留存有几分的“霸蛮性情”？再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理想和情怀？又问一问，我们是否还在孜孜不倦地汲取本土先圣的意志和精神力量，以及普天下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行动呢？只是在那市场社会里，作为交易的动物，本能地去牟取最大的利润，还是作为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命的继任者，仍在不计付出地贡献对人类的关怀？

湖南人与“湖南人”

文／陈彩虹

“湖南人”和“湖南精神”的绽放时空

思想溪流的汇合，就是奔涌气势磅礴的江河。当裴士锋的“湖南人”，加上湖南人自己的理解时，一个特殊区域上更加完整的特殊群体概念，互补性地生成。所谓“湖南人”，就是在那称之为湖南的土地上，历史地出现过的具有“霸蛮性情+行动主义+理想主义+先进理念”特征的那群人。这个带引号的“湖南人”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历史湖南人”，他们生存和活动于远去了的社会变革时代，他们是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等；一重是“逻辑湖南人”，他们超越时空而存在，是共同具有“霸蛮性情”等要素组合起来的一种类别人。

和裴士锋的概念相比，我们添加了“霸蛮性情”的要素，恰好是湖南人自我最清楚也最认同的一种秉性。实际上，裴士锋在他的著作里，这种性情也是随处可见，只是未能将其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的“湖南人”因此失去了几分浓重的霸气，也使得湖南人的鲜明性弱了不少。

由“霸蛮性情”来看“行动主义”。裴士锋的“行动主义”是一般性的，行在言先或言行并重，是其内核。在“霸蛮性情”之下湖南人的“行动主义”，则是行动主义者之中独特的一支。这样的行动主义者，不只是行动重于言说，更在于意志刚烈，行为果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达到目的绝不言休。尤其是对于那些未有把握或相当时期内根本就达不到的目的，行动者也要“霸蛮”地作为，哪怕只得出“此道不通”的结果。在绝大多数“霸蛮”的湖南人心目中，只要“霸了蛮”，目的就能够实现；如果没有实现，则是因为“霸蛮”不够。基于这样的性情，湖南人常常能够达到一般行动主义者难以达到的目的。

按照预设的框架，裴士锋对湖南人“理想主义”的述说，集中到了“创造伟大湖南”或“湖南民族”兴盛的理想目标之上，导致了他对于湖南历史的误判，尤其在毛泽东从“湖南自治运动”到“改变全中国”的转向处，留下了断崖式的疑问——为一省而奋斗之人，难道可以凭空地在瞬间就完成为一国而奋斗的嬗变？我们对湖南人“理想主义”内容的理解是全然不同的，那个萦绕在湖南人脑海中的“天下”，不可能是三湘四水的地理区域。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和裴士锋对于湖南人是“理想主义者”的共有结论。在这里，重要的是“理想主义”，而非理想的具体内容。

至于“先进理念”，裴士锋梳理出来的湖南人的文化精神渊源，不论是本地王夫之的学说，还是远自他乡异国的变革思想，富有足够大的说服力。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申这样的观点：“霸蛮性情”下的行动主义，如果没有先进的理念武装，那将是封闭、落后和顽固不化的“盲动主义”甚至于“野蛮主义”。或者说，“先进理念”元素，是在社会巨大变革时代里肩负历史使命的“湖南人”，根本不可或缺的。

如果追问，“湖南人”可否有一语概述？那必定是“敢为人先”莫属。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在意志，又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还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法则。“敢”里有“霸蛮性情”，有“行为主义”神奇的驱动力；“为人先”则不仅是行为的特点，还包含行为的指向，包含弃旧布新的理想，包含“舍我其谁”的领头气概；“敢为人先”当然不只局限于行动，还有对自然、社会和人自我认识上的无惧无畏而“先人一步”——王夫之是如此，曾国藩是如此，谭嗣同还是如此，毛泽东不也是如此？想想看，那些本地的文化精髓和外来的先进理念，哪种又不具有超前性而对现实形成反叛，从而总是受所处时代的掣肘，需要“敢为人先”者去发掘、继承和光大，进而转化成行为的动力和指南？

说到这里，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言，“湖南人”就是那“敢为人先”的特殊群体，“湖南精神”就是那“敢为人先”的特殊精神。当得到这样的判定后，我又浏览了一遍裴士锋的读本，陡然发觉，他的字里行间不再有历史的风云，不再有时代的差异，不再有个性的区别，有的只是那种独立出来的共有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敢，为人先；敢为人先。我清楚，这是他关于“湖南人”布放下的暗线的逻辑显在化。当我们综合内外的思考进入到一定境地时，灿烂的阳光就会将“湖南人”和“湖南精神”那简约的质地照得透亮。

裴士锋的文字在中国历史变革的全新时代到来时，戛然而止。然而，他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是那个时代“湖南人”的再回顾、再梳理和逻辑化，不止是“历史湖南人”和“逻辑湖南人”的独特认知方式，更是那关于“湖南人”和“湖南精神”费人思量的大量问题。作为当今的湖南人，我选择了两个问题列示在此，试图超越“系统名言”的天堑，努力给予客观性和真实性合一的回答，更是期待四面八方的黄钟大吕之声。

问题之一：从空间上看，“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只可能产生于湖南，还是也可能产生于异地他乡？从时间上看，只可能产生于历史的湖南，还是也可能产生于现在的湖南，拟或未来的湖南？

历史的事实是，“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产生在湖湘之境。然而，我们和裴士锋交合的看法表明，在这独有的历史进程中，湖南的山水和社会环境，催生了“霸蛮性情、行动主义、理想主义和先进理念”诸要素，更是佐助了地域上众多的生民将这些要素结合得到位完整，以至于大面积和大流域地叠加成了人们“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逻辑意义上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出现。当世人谈论“湖南人”和“湖南精神”时，不只是谈论属于历史的人物和个性，还有属于逻辑的“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

从这种逻辑来看，只要具备了“霸蛮性情、行动主义、理想主义和先进理念”要素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形成“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因此，我们所称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在湖湘之外的地方，也是可能产生的。事实上，历史上异地他乡的敢为人先者，并不少见。原因很简单，构造这种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的要素，绝非湖南所独有。只不过，它们通常以零散的状态分布，仅有为数不多者集于一身，只生就了“敢为人先”的单稀人数和故事，无法从那些地域里梳理出共有的形态来，建构不成地域性的特种“人”和“精神”。

我们的结论就是，“湖南人”和“湖南精神”是唯一的，只产生于湖南；但也有可能产生于异地他乡——历史不可以重来，逻辑却完全可能再现。通俗地讲，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是历史唯一的，没有人可以再成为他们之一者；但他们那“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是你、我、他都可能去成就的，也是你、我、他所在的地域都可能去催生和佐助的。如果说，“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值得崇尚和发扬光大的话，那么，看重历史上创造了“湖南精神”的湖南人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而看重逻辑上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即看重“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更为重要，也更为必要。

回到湖南本土来说，以时间为坐标，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湖南人”和“湖南精神”里，属于历史的那些“人”和“精神”，当然只能产生并存在于过去的湖南；属于逻辑的，则可能产生并存在于现在，以及未来的湖南。和空间上的理解一样，在时间的流域里，逻辑上看重“湖南人”和“湖南精神”更为重要和必要，因为我们生存和生活在当下，并且在走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

问题之二：作为现在的湖南人，当如何通过“湖南人”来认识当下的自我，又当如何挖掘、继承和光大“湖南精神”？

观察告诉我们，当牵涉湖湘之人之事时，现在的湖南人很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将自己简单地与“湖南人”划等号，似乎天然地承接了伟大前辈“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自命不凡，骄横傲物，目中无人——“形”有“霸蛮”之态，“行”却无担当之实，与“湖南人”大相径庭。另一是将自己绝对地与“湖南人”划隔断，认定过往的一切都已经远去，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时光，不只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有那段时光里人物的意志或精神——当下是和平发展年代，和谐是时代的主题，那“霸蛮性情”下冒尖之为并不契合眼前情势，反倒是四平八稳，萧规曹随，甚至于浑浑噩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可生存得宽松顺达。“敢为人先”地去行为和思考？博物馆里看看历史中的英雄豪杰都未见得有兴趣，哪里又可能以其为榜样来改造和重塑自己的生活？

虽然说，两个误区的表现大为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不想或不愿意成为真正的“湖南人”。我不敢妄言，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里，湖南人大不若历史上“湖南人”出众的原因。但我可以肯定，这两个误区的真实存在，必定深刻地影响现在湖南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看看这些年来湖南同乡写自己的一些文本，大多停留在久远的过去，津津乐道于那时的先圣雄才来满足当下的虚荣；或是割裂完整的历史流程，仅以某些个案来替代群体和史实，甚至于替代共同的属性。如此这般，少有树立“湖南人”为样本的励志大作，更无参照“湖南人”来批判自我的宏论，仅凭借洞庭湖之南这块同生共长的地域，“啃老式”挥霍着历史的资源，或是干脆忘却历史的过去，不知如何去接续历史的传承，自然地，也就忘却了我们所处时代赋予的重任。

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需要有“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因此，“湖南人”和“湖南精神”源自历史却不只属于历史，产生于湖南却不只属于湖南。显而易见，当下出生、长大、生活和劳作在湖湘之境的湖南人，并不必然就是“湖南人”，也不必然就胸怀“湖南精神”；但地域的同一，性情的相近，特别是本地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氤氲的天然熏陶，相比于异地他乡者，具有成为敢为人先的“湖南人”的特殊优势；自然而然，又必定负有挖掘、继承和光大“湖南精神”不可推卸的特殊使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当如何思考？我们又当如何行动？

盘点一下“敢为人先”行为方式和精神形态的诸要素吧。先看一看，我们还留存有几分的“霸蛮性情”？再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理想和情怀？又问一问，我们是否还在孜孜不倦地汲取本土先圣的意志和精神力量，以及普天下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行动呢？只是在那市场社会里，作为交易的动物，本能地去牟取最大的利润，还是作为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命的继任者，仍在不计付出地贡献对人类的关怀？

以问复问，岂不是已明了何去何从？！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