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苑 · 俞可

七七事变后，年逾古稀的郁达夫之母耻为亡国奴，绝食而殁。闻此噩耗，悲痛欲绝的郁达夫当日写下“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1913年9月，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留学。以留日生活的自身为原型，郁达夫以小说《沉沦》在文坛一鸣惊人。文中，郁达夫疾呼：“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在东洋人眼中，中国人仅为“濒死之国的劣弱国民”而已。最先惨遭嘲讽和轻蔑的，非留日学子莫属。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写道：本国人对中国留日学子“日夜当作‘豚尾奴’轻视、嘲笑、欺骗、贪绞、诱惑”。

然而，直至甲午战争开战之初国人对东瀛仍鄙夷有加，如1894年7月28日《申报》所言，“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诚然，“留学生”一词便是遣唐使之产物。“地位逆转”发生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华夏俊杰不得不“远涉重洋，入彼学府，采其精英，保我国土”。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也着实让留日学子“话异国文明，动故乡观感，每至泣下数行。”

毋庸违言，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秋瑾、邹容、陈天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革命家均受惠于日本教育。尤其东京的留日学子“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孙中山语）。对这些仁人志士，东洋人亦肃然起敬。故而，宫崎滔天视留日学子为“佳宾珍客”，并淳淳告诫日本民众：“他们将来是新支那的建设者。他们现在正含垢忍辱，诸君心中岂无丝毫慊歉之情！诸君今日侮辱他们，最终将招致他们的侮辱！”

宫崎滔天一语成谶。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意孤行，其反华、辱华、侵华之举必遭中华儿女迎头痛击。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建于1918年5月5日，率先在留日学子中举起救亡旗帜，“誓死与国内革命民众合作，一致抗日”。抗日无须离日，救国不必归国。90余个留日学子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崭露头角，为策应国内抗日立下汗马功劳。

“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子纷纷罢课。七七事变后，留日学子蜂拥至东京的中华民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群请资送回国”，誓言“暴日未撤兵前坚不回日求学”，坚决不做“日中亲善”的“楔子”和“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协力者”。1937年8月成立的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展开宣传、募捐、慰劳、救护等救亡活动，并于9月14日发表《告日本文化界书》，号召日本同仁遏制侵华暴行。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成员则利用其留日特殊身份打入敌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宝贵情报。

延安五老，除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均系留日归国人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为稳定与发展大后方提供教育支撑。吴玉章为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鞠躬尽瘁。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董必武则为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基。在抗日军事战线上，留日归国人员程潜、刘有道等浴血奋战；在抗日文化战线上，郭沫若、郁达夫等以笔代枪。牺牲在日寇屠刀之下的郁达夫，其光辉的一生足以印证其留日期间所言：“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留日学子中亦不乏民族败类，如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殷汝耕、苏锡文。汪伪政权高官的留日比重高达三成多。留日学子孟广琏曾言，日本煞费苦心在中国人中培植势力，“以备他日亲善之用”，但“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

正义驱逐邪恶、光明驱散黑暗、进步驱赶反动，此乃历史规律，不可违逆。东渡扶桑的莘莘学子，无论深陷敌营还是共赴国难，只要心中激荡铁骨铮铮之浩气，便可“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郁达夫《满江红》），挥洒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日御侮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