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

人文交流，是时下我国对外关系的热词。

人文交流是民心相通工程，即通过教育、文化艺术、科技/学术、卫生、传媒、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人员交往，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彼此感情，实现心灵契合。改革开放尤其“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关系主要靠贸易来驱动。一旦发生利益冲突，道义便会折损。可见，贸易驱动型对外关系根基不稳，甚而会引发猜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便是明证。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人文交流就是要拉近两国民众心与心的距离，厚植中外友好事业的社会基础。目前，多边关系如一带一路、G20、金砖集团、上合组织，抑或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人文交流绝对不可或缺。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共同构成我国对外关系三大支柱。

人文交流的运作，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核心。在现有的中美、中俄、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和中南非七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基础上，5月24日，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开启。该机制的最大特色与生机在于教育。教育犹如一拱卧波长虹，架于中德民心之间。

康有为在《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析》写道，鉴于“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可“远法德国”，“以定学制”。“有志教育之学”的蔡元培视“世界学术德最尊”，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虽年近不惑，他却毅然“自措资费，前往德国，……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并期待“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907年夏，拥有翰林身份的蔡元培随清廷驻德公使孙宝崎赴德，开启“半佣半丐”的留学生涯。“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蔡元培留德的最大收获在于，汲取“柏林大学之父”威廉·洪堡所开创的现代大学制度之真谛。此真谛即大学乃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由此从纯粹的教学机构转为学术机构。辛亥革命胜利，师承洪堡的蔡元培即刻回国，出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麾下的教育总长，改北京大学堂（原名为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聘严复署理校长。5月15日，蔡元培在该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1917年起执掌北大的蔡元培更明确地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师承洪堡的蔡元培由此奠定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北大模式，并把这所浑身浸染旧学遗毒的学堂锻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而二十世纪早期“北蔡南马”中的柏林理工大学博士马君武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打上德国印迹。莱比锡大学博士萧友梅携手蔡元培，两位留德学人于1927年共同创办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我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执掌同济大学的达姆斯达特理工大学博士李国豪力主该校恢复德国传统，把该校打造成为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样板。从改革开放初期留德博士中涌现的大学校长有浙江大学的路甬祥、东南大学的韦钰、同济大学的万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惠彬……

如雷贯耳的留德学人还有文学家林语堂、美学家宗白华、生物学家贝时璋等。季羡林那册洛阳纸贵的《留德十年》则把德意志式严谨泼洒得淋漓尽致，留给中国学人无尽遐想。多年来，在德国高校外籍学生群体中，中国学子占据首席，占留德学生总量的13%。德国学子留学中国的热情亦呈井喷之势。自2003年以来，负笈留华的德国学生增长五倍。

挚友威尔弗里德·博斯教授早年求学于我国台湾地区。如今，身为欧洲教育实证研究学会理事长和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院院长，他执意招生中国学子专攻中德教育比较研究。以这种方式，把他曾经年轻的心驻留中国，把中国学子年轻的心扎根德国，心相印，情相依，共筑中德友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