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元元

发展历程篇

中国产业“走出去”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横跨了从“八五”到“十二五”的整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中国GDP从2万亿元增加到68.9万亿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从217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国民经济行业从16个门类和846个小类增加到20个门类和1094个小类，产业细分与国际全面接轨，个 别行业如高铁、核电、特高压等成套装备核心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一流梯队。综上，标志着中国实现大规模“走出去”的条件已经具备。

——“走出去”1.0时代（1990-2004年）

国际市场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三件大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9年欧元诞生、2001年中国加入WTO。三大事件从不同角度向世界传递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借助香港回归和“入世”东风，中国进、出口数据从1990年不足4000亿元的水平快速攀升到1994年的万亿元时代，并持续保持顺差至今。但一路向好的国际贸易并没有因此拉动对外投资数据，ODI一直在两位数的规模上徘徊，与同期的 FDI水平始终存在着一个位数的差距。中央于2000年从国家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高度首次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但受限于当时普遍落后的工业制造水平，“走出去”要素几乎全部集中在贸易项下，且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中低端消费类产品为主。乏善可陈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为政府主导、国字头当先、中外合资或联营为主、并以引进石油、天然气、矿产、稀有金属等关系国际民生的战略性资源为主要目的。

总体而言，九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扩大再生产时期，百废待兴的产业现状与宽松便利的投资环境所形成的巨大势能，使得“引进来”效应明显大于“走出去”效应， FDI占GDP的比重在这个阶段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水平（1.3%—5.3%）。

——“走出去”2.0时代（2005年-2012年）

“入世”后，中国利用5年的时间实现了贸易顺差从不到2000亿元的规模扩大到万亿元以上水平；GDP延续着8%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国家外汇储备在2006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跃居全球首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海啸，2009年欧债危机在欧元区疯狂蔓延，中国四万亿内需刺激计划应运而生。因此，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债务泥淖中不可自拔、抱团取暖的时候，中国正撸起袖子盖楼、铺路、架桥、抓结构调整、搞技术创新、促产业升级。2005年，中国ODI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并以32%的年复合增长率实现了连续7年的强劲发展，“走出去”行业开始从矿产资源类行业向制造、批发零售、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扩展；地方企业“走出去”规模正逐步拉近与中央企业差距；“走出去”地区由亚洲（香港为主）、欧洲（德国、英国为主）向北美（美国为主）、大洋洲（澳洲为主）延伸。

中国之所以能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独善其身搞建设，离不开四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出口类商品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生活消费品及低端工业制成品领域，多属于硬需求。二是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对接的工具和渠道还比较有限，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受全球债务危机的冲击基本在可控范围。三是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可以有效抵御国际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四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和不协调恰恰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所独具的弹性和韧性，这为四万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能。

总体而言，2005-2012年，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修内功”阶段。得益于“扩内需、引外资、促出口”三箭齐发，有效抵冲了经济危机的轮番震荡，为创造“走出去”基础条件争取了难得机遇期。虽然对外投资热度开始显现，但多数企业属于首次“出海”，整体处于“试水”阶段。

——“走出去”3.0时代（2013年—至今）

从2013年开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并且坐稳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宏观上看，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依存度更为密切，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微观上看，中国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备的产业体系，不少行业的领军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梯队，达到国际高端水平的自主核心技术逐渐增多。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中国政府对内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保障体系网，对外确立多边合作机制网，两张网络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走出去”动力体系。受此推动，在2013年到2015年这短暂的三年时间里，对外投资存量从6600万美元攀升到万亿美元，新增存量达到了1990-2012年内积累的总量。2015年，中国ODI步入千亿美元水平，并首次超过FDI，到2016年，中国已晋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以来，矿产资源类行业投资明显走弱，制造业、TMT（科技、媒体、通信）及酒店、文娱、体育等行业表现抢眼，均呈现几何级增长；地方民营企业已经超越国字头企业，成为对外投资主力；美国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国家，英国、德国和澳洲组成了第二梯队。而亚太和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成长空间正在被“一带一路”战略引领推进，发展空间巨大。

总体而言，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多数企业已经具备一定“出海”经验，对外投资模式已经从产品和服务的“走出去”提升到了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高端价值链整合的全新阶段，跨境并购成为嫁接全球资源的重要方式。企业“走出去”正在向“深水区”迈进。

跨境金融服务篇

关于机遇。当前，国家关于支持“走出去”的政策配套、金融配套和资源配套已陆续就位，共同营造了良好政策生态环境。目前，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与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完成了56个经贸合作区，未来计划发展到118个。此外，欧美发达经济体基建设施更新换代、老牌欧洲国家优质资产价值低估、新兴市场国家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广泛、多元的投资渠道。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构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以及风投基金共同构成了多层次金融资源合作生态网。

关于挑战。2016年以来，不少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资本产生警惕，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收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审查，很多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屡屡受挫，甚至折戟沉沙。比如中国南车墨西哥高铁项目、紫光集团收购西部数据、中国LED芯片巨头收购美国GCS等。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中国投资人不尊重当地环境保护、文化信仰和劳工关怀，中国式经营理念强硬实施；二是部分企业跨境经营活动被怀疑植入中国政府意志，违反商业化和市场化竞争惯例；引发国有资产或核心资源流失他国；三是一些能源、科技或通信领域的投资可能上升到国家安全或战略层面；四是国外政府官员换届或党派意见不合，对原有获批项目重新审视。五是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极端组织活动。

关于竞争。目前中资大行不断加快海外布局，将“走出去”金融服务提升到了战略发展高度。比如中国银行提出的“金融大动脉”构想、工商银行激进的并购式机构布局策略以及招行推出的交易型银行经营理念等，不同程度的反映着中资银行立足各自优势、积极融入全球金融链条的竞争态势。但据2016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披露，16家国际一流外资银行的BII指数平均值达到了五大中资银行合并水平6倍，由此反映出中资银行要实现与国际一流银行并驾齐驱还任重道远。（BII（Bank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是银行国际化指数。该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推出。该指数的数据基础为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情况、资产状况、营业业绩等多个方面。）也侧面反映出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金融基础设施软、硬件的配备补全和持续升级。

关于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开始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审查和监管力度，但正像人民银行潘功胜副行长说的，“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说明国家鼓励“走出去”的大政方针没有动摇，但前提是要求企业及其金融合作伙伴要对“走出去”的动机、条件、可行性、持续性及回报率要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如何能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极端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为企业顺利“出海”提供保驾护航作用，这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针对当前中资银行普遍面临的发展短板，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聚焦并发力。

建立覆盖全球、沟通内外的电子化信息平台，实现集信息获取、集成、分类、推介、分析、应用于一体的大数据应用管理；开发完善金融衍生产品或工具，帮助企业规避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利率、汇率波动风险；建立金融体系的“走出去”项目评估评价标准，引入汇率和国别影响因素，做好项目选择；扩大海外机构布局，尤其是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或区域的机构布局，针对沿线重大政府间合作项目，建立一套机构间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业务联动秩序，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独特优势；向国际市场引进涵盖法务、税务、财务、商务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建立一支可以为全球项目提供尽调、谈判、结构设计、条款制定等核心服务的高、精、尖人才队伍；建立更加广泛的境外代理行关系，研究扩充代理业务，向机构缺失的国家和地区延伸服务功能；建立全球资产交易中心、资产簿记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盘活存量资产，实现低成本资金获取、调用和汇划的无障碍操作，增强流动性管理；建立机构间利益调整和分配机制，合理计量各参与主体价值贡献，促进全球机构广泛、有效联动经营；尝试与中资同业共同开发国别风险评价模型或工具，形成一个标尺看全球，促进中资金融机构形成共进共退机制，降低交叉违约风险；按重点国家或地区、重点客户、重要机构、重要产品等维度建立一套具备一定弹性和灵活性的矩阵式审批决策机制。

（建行战略客户部 海外重大项目融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