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研

美国经济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其居民消费和非金融企业投资占经济比重在80%以上（二战以后），其中尤以居民消费为主。根据美国商务部下设的经济分析局公布数据计算，1945年至今，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均值为63%，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均值为2.1%，即美国经济的七成是居民消费，相应经济增长的六成是源自个人消费的拉动。

实际上，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之所以能够出现“日本奇迹”、“经济大缓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奇迹”等，也均与以居民消费为主的美国内需息息相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计算，1960年至今美国居民消费占全球居民消费的比重一直就在30%以上，由此美国居民消费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

鉴于居民消费的重要，就需要对居民消费力的维持，即居民收入的增长，因为只有源源不断收入增长的补充，居民的潜在需求才能转为有效需求，也才能转化为经济运行中的增长拉动。

居民收入，无非主要就是两块：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收入。有关美国居民劳动报酬的问题，几乎美国近年来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增长乏力、分配差距扩大以及劳动参与度的下降，而该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2011年的“攻占华尔街”以及2016年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胜选，则均与此问题相关。

但劳动报酬的问题并没有制约居民消费，进入本世纪，美国居民消费对于其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至危机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升至67%，80%的经济增长源自居民消费，那么究竟是什么保证了居民消费力的长久不衰呢？

答案是居民的非劳动收入。

居民的非劳动收入主要有二：一是以股市、债市为主的金融市场带来的财富效应（例如，炒股赚钱）；二是将不断升值的资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丰厚的信用支持。在美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更像是“富人经济学”（有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收入最高10%的家庭控制了股市90%的财富），相比而言，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则是“穷人经济学”（美国平均收入最高10%的家庭控制不超过40%的房地产市场财富）。

本次危机前，美国经济之所以能获得高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穷人经济学”，而房地产市场作为危机前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也让其快速摆脱了“网络泡沫”和“9.11”的不利冲击。因为除了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本身对经济的拉动之外，美国居民还能够凭借不断增值的房地产获取银行贷款（信用支持），为其消费力补充源源不断的“资金子弹”，进而支撑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对于这个信用支持过程，我们通常将之称为居民加杠杆。

2003年至2006年，美国居民的债务增速连续四年超过两位数，均值为11.5%，居民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升至100%附近（2000年末仅为70%，1990年末为60%，1980年末为50%），同期美国GDP平均增速为3.2%，其中，2.3%是源自居民消费的拉动。

2007年，伴随房价出现拐点，居民债务增速也出现拐点，随后居民消费和整体经济增速相继出现拐点变化。

2008年危机被确认后，美国居民开始快速“去杠杆”，2008年至2011年，美国居民债务出现有史以来的连续四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债务增速的角度，这也是二战以来美国居民第一次“去杠杆”），其债务规模占GDP比重降至90%以下，居民消费和整体经济在“零增长”附近徘徊。

2012年，虽然全球经济再次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但美国居民“去杠杆”进程已近尾声，尤其是债务增速开始由负转正。2013年之后，美国经济已进入明确的“复苏”，居民重新回到“加杠杆”状态，虽然其债务回升增速极为缓慢，但美国经济还是在逐渐恢复体力的居民消费拉动下，站到了2%增长线以上。

截至2017年6月末，美国经济增速3%，其中居民消费拉动率是2.3%；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69%；居民债务增速3%，居民债务占GDP比重在75%左右。仅就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进入复苏之后的数据而言，单单依靠居民消费是很难实现特朗普政府制定的3%增长目标。因为居民的劳动收入既无可能短期大幅改善，其非劳动收入也由于没有“新的财富故事”而难有改善（危机前是房价上升和金融创新扩张助推下的信用扩张）。由此，很容易能够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要极力推行“废医保”、“强税改”等改革，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提升企业投资来保证美国内需。所以，在“废医保”改革进程受阻之后，“税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容置疑。如果此举不能顺利推进，那么对于特朗普而言，别说实现美国经济长期3%的增长宏伟蓝图，恐怕就连这四年的总统任期都会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