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苑 · 俞可

1949年9月，首届政协在京举行。82岁高龄的张元济应邀出席。毛泽东对其极尽礼遇，同游天坛，并在祈年殿外等候。两人对话的主题之一便是戊戌变法。而此际，张元济是唯一在世的戊戌党人。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世业耕读。其十世祖张奇龄为明万历进士，曾在杭州主持虎林书院，世人尊为大白先生。在海盐南门外的居所，张奇龄设“大白居”作书屋，由其子张惟赤拓建为“涉园”，成一邑之胜。至嘉庆、道光年间，“名园废圮，图籍亦散佚罄尽，而先世所刻书，更无片板存焉”。张元济之父张森玉捐纳入仕，任湖南会同、海南陵水知县。张元济14岁返回原籍准备县试，此际丧父，全家“布衣蔬食几不给”。但科举之途风生水起，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金榜题名，与同庚的蔡元培同榜，授翰林院庶吉士，29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张元济会试的主考官为主张维新的帝师翁同龢。在京期间，与维新人士过从甚密。而且，张元济常为光绪帝呈献维新典籍。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中举荐五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他认为张元济“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遂于16日在勤政殿东偏室召见张元济与康有为。张元济力陈“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设馆储才”，“以救危亡而成盛业”，却预感光绪帝“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冥冥之中显现不祥之兆。

召见后，张元济坚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办之委任，力避政治漩涡，并劝说康有为“到粤专办学堂……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但康有为置若罔闻。果然，戊戌维新失利，张元济“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在李鸿章保举之下，1899年3月，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主事，“择要翻译”并“陆续刊行”“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以实现“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1901年，转任代总理（校长），坚信“教育之方，莫先蒙养”而开办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并力邀蔡元培担任新设特班的教习。特班40名学子中，数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贝寿同最为出众。

虽主持译书院，但张元济在文化上“舍己芸人”，在办学上主张“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在教学上主张“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在教材上主张“勿以洋文为常课”。同时，他顿悟到，“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且各国已由“力争”转为“智争”，须集“全国之人之智”，广设学堂，“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但办学毕竟难以普惠四万万同胞，而“出版之事可提携更多国民”。1903年，南洋公学隶属关系骤变，译书院停办，张元济遂把译书院事务移至商务印书馆。中国的教科书出版由此进入“张元济时代”。心理学家高觉敷1926年3月考入该馆，发现“编译所俨然是一所包括大中小学教育的学术机构”。

清廷1904年委以学部参事厅行走、外务部储才馆总调，他任职仅数月便请辞：“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他1919年拒绝出版《孙文学说》，只因“本馆出书系有关教育”，致使孙中山痛斥其“为保皇党之余孽”。张元济晚年镌刻“戊戌党锢孑遗”图章一枚。戊戌死里逃生，刻骨铭心，远离宦海的张元济最看重的事业还是教育，早年便仰慕康有为梁启超的办学之举：“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在张元济所处的年代，“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培养人才，最为急务”。故而，“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以出版开启民智，受益者乃全体国民。

值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戊戌党锢孑遗”的教育启蒙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