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匣子 · 张瑾

廖一梅好像说过，“大众审美就是一堆臭狗屎”，摆明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创作态度。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里，能旗帜鲜明的与大众趣味划清界限，的确是先锋姿态。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对先锋的阐释却恰恰是和大众趣味的沆瀣一气。在我看来，对于大众审美的截然态度，是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的，其结果都是一种誓死捍卫自由表达的决心和勇气，殊途同归。

一千年前，欧阳修就干了桩赞美“臭狗屎”的事情，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洛阳牡丹记》，将难登大雅的世俗审美第一次拉进了文人的视线，颠覆了一个阶层对“美”的定义。在《洛阳牡丹记》里，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牡丹花的艳丽妖娆以及带给一座城市的狂欢。“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竟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春天，牡丹盛开的时节，洛阳人结队成群的涌入寺庙和花园去赏花，人们支起帐篷，小贩们叫卖着糕点，还有热闹的舞台表演……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春日的欢乐中。欧阳修观察、参与，并乐此不疲的记录了这座城市因为牡丹而发生的一切，花朵的美艳，花事的热闹，园艺的考究，园丁的智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经济。他大概也没料到，“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会在这之后的若干时光里发酵。

事实上，作为士大夫精英，欧阳修书写牡丹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自然界众生平等，花开花谢，草长莺飞，浓淡相宜。可如果参与了人类的价值观，那些花也便有了阶级。彼时，牡丹花是颇具争议的植物，梅、竹清雅低调的君子之态，牡丹恣意狂妄的张扬浮艳，一比既见高下。文人嘛，节制、自矜是必要的美德，暗合着梅、竹的淡泊孤高，和牡丹的旨喻相去甚远。而牡丹引来的万人空巷的大众狂欢，更是一种低俗趣味的象征，要避之不及才是正道，为君子所不齿。没办法，那个时代，你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去热爱的，你必须、只能去热爱那些符合你地位身份的事物，哪怕只是一朵花。这样的不自由也算是一种特权了。可牡丹美得让人心旌荡漾，任怎么也做不来视而不见的姿态，明知是诱惑，也只能任其沉溺。所以，当欧阳修在离开洛阳之后，始于春天的那场盛大花事依旧让他无法忘记，他欣然提笔，写下了《洛阳牡丹记》，他尝试着用回忆还原那无限丽日春光。他放下精英阶层对世俗趣味的偏见，将市井文化代入到士大夫的传统书写中。他不加掩饰地表达着对牡丹花的关注，他从不认为牡丹的艳俗、魅惑是什么罪过——美怎么会有罪？！

被美蛊惑也就罢了，欧阳修竟然还热衷于匠人阶层的园艺！他写牡丹如何嫁接，“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土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做痷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 说到种花，培植牡丹的土壤要和白敛的粉末混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牡丹的根茎是甜的，容易招虫噬，白敛可以杀虫。就连浇花也是有大学问的，要选在太阳还没出来或者是日头西斜的时候。如果花朵开得越来越小了，那必是有了虫患，要找到虫子的藏身之处，用粗针蘸着硫磺的粉末封杀，这是医花的良方……说来头头是道，像不像一个真正的园丁？不过，在北宋，作为一枚精英，如此精通园艺，倒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这终归是不合时宜的，有点“自黑”的味道。

欧阳修对“臭狗屎”的热衷，打破了那个时代文人的诸多禁忌。被记录的历史，大多是带着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而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沉溺于尘世的俗趣，想想看，真是了不起，搁现在，得是个多有趣、多会生活的人呀。况且，他还有那么多古怪的兴趣，他遍访古庙山林，将无人问津的残破铭文拓片收入《集古录》，他搜罗大家巨匠难登大雅的逸闻轶事写进《归田录》，他闲来无事，和一堆文人朋友们畅饮闲聊，这倒也罢了，却还将这些“无聊”之语加工整理成《六一诗话》，以开诗歌评论的先河。他放下身段，一改精英的矜持作态，放纵着自己的“低级”趣味，他陶醉于市井生活的欢快热闹，甘心与那些命运卑微的劳动者为伍。他当然知道大众审美是士大夫阶层忌讳的一种“恶趣味”，喜欢都是冒犯，更何况还要津津乐道的记录下来。但他不怕，他不认为士人就只能关注那些符合伦常的、永恒的事物，世间万象都值得歌颂，流年长短都应雁过留声。

我以为，不被时代的好恶裹挟着瞎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历史迭转的缝隙间，有许多细小的事物如微尘飘散，不见踪影，它们自然走不上宏大叙事的大舞台，但他们却是让历史活色生香必不可少的养分。不是吗？历史，只有安放在生活里，才是会有活气的。

欧阳修的了不起，在于他是自由地活在了生活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