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苑 · 俞可

80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啼血，中国在哀嚎，世界在悲戚。自2014年起，国家把该日设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那年平安夜，整个金陵城依然受辱于日寇兽性，“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因为这段日记，70年后，严歌苓创作小说《金陵十三钗》，之后改编为影片，由张艺谋执导。小说固然虚构，所述历史不容质疑，日寇罪行更难以掩饰。

日记的撰写者叫魏特琳，1912年来华的女传教士；日记的场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1915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女子高校，由美国教会创办。时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魏特琳1919年任教于金女大，取中文名字“华群”，常被唤作“华小姐”。

1937年12月初，随着上海沦陷，都城南京危如累卵。校长吴贻芳率金女大师生走上漫漫西迁之路。魏特琳与自愿留下的3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留守委员会，不惜铤而走险，设立妇孺收容所。在致美国驻华使馆的信函中，她认为，无论从学校地理位置或建筑牢固程度来说，金女大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于是，校园的每一寸空间皆为妇孺救命安身之所。在这位被南京市民尊为“万家生佛”的庇佑下，1.3万余名妇女儿童的生命得以保存。

该收容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是南京安全区内最后关闭的6个难民营之一。之后，魏特琳以办学名义继续收容女性难民。1938年3月，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22个难民学员班，其中高中班10个，小班5个，扫盲班7个；5月继而增设职业训练班，分职业科与家政科；9月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开办女子实验中学。为女性难民办学，目的既在于其生存与发展，更在于以唤醒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来留住民族根脉。因这群女性，南京得以从废墟与坟场中重新站起来。就此，1938年7月30日，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外侨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亡国之际，教育无疑是赓续文脉、重振国运的必要途径。而国难当头恰恰最能拷问教育的本质。金女大的校训便道出教育的本质。厚生，取义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的呐喊：“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创校校长德本康夫人看来，厚生就是通过丰盈生命使人格至善至美，进而服务人类社会；于校长吴贻芳而言，厚生即为奉献，以助人来丰盈自己的生命。虽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既丰盈自我生命，亦奉献人类社会。

厚生的前提乃“女子自身身体之解放”，如胡适出席该校19周年成立纪念暨大礼堂图书馆落成典礼时的演说所言。该校入学考试之难，难在对身体的考验。面试时，考生须沿着林荫小道笔直前行。考官考察的是仪态。仪态，显现的既是健康体魄，更是厚实才学与高尚品质。

该校最具特色的品牌专业非社会学系莫属。即便被迫迁至成都继续办学，社会学系仍不忘初心，坚持为当地婴幼儿开办婴儿班、为当地学龄儿童举办夏令营儿童校、为当地妇女开设妇女夜校。难怪胡适会抛出“他日我得女，俟其可入大学时，亦当遣送贵校”的“承诺”。

从191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到1951年与金陵大学合并，金女大毕业人数为999人，人称“999朵玫瑰”。《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和《华夏妇女名人辞典》收录223位教会大学毕业的杰出女性，金女大便占34位。首推校长吴贻芳，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这位女教育家不仅以西迁办学保存文脉，而且作为1945年国民政府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唯一女性，在《联合国宪章》签下第一位女性名字。

教育，即为唤醒生命，无关乎知识的传授，而在于使一条条独一无二的生命得以滋润、舒展、丰盈。尤其在面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以其义薄云天之壮举，魏特琳把“厚生”诠释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