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苑 · 俞可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这是约翰·杜威对蔡元培的溢美之词。

杜威，何许人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陶行知、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教育大家均以杜威弟子自豪。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并列为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三大里程碑。

今年1月11日，适逢蔡元培诞辰150周年。去年深秋，蔡元培孙女便嘱咐笔者，一定要写写其祖父。

关于蔡元培，流传最广，非北大传奇莫属。而成就蔡元培的并非北大。执掌北大之前，蔡元培便身居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之高位。赴任北大，实属低就。笔者以为，蔡元培人生转折点在上海。

1889年，中举；1890年，应会试，中贡士；1892年，应殿试，中第二甲第34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应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编修。帝师翁同龢赞曰：“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至此，年仅26岁的蔡元培己行至功名巅峰，“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绍兴城笔飞弄蔡家门斗内挂起红底金字“翰林第”匾额，蔡府以“翰林台门”响彻古城。

戊戌变法失利，蔡元培“耻相依附”康梁，批判其“不先培养革新之人，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便“浩然弃官归里”，应徐树兰之邀，于1898年底出任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第一中学）监董/总理（即校长）。1900年，蔡元培卷入废立光绪帝事件，因“不畏祸”而出走学堂。1901年3月18日，蔡元培来沪，襄助澄衷蒙学堂（今澄衷高级中学）总理刘树屏署理校务。

此时，每日清晨5时，蔡元培徒步来到马相伯的徐家汇居所，静候老人睡醒并做完晨祷，然后随其口型练习拉丁文并习读西学，潜移默化的却是马相伯的拳拳教育救国之精神。

在刘树屏举荐下，蔡元培为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所赏识。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是清廷对甲午国耻最积极的回应。适逢南洋公学1901年开设特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9月开课，蔡元培遂出任总教习，“稍参书院式”，但“多提倡民权之说”，“亦公言革命”。特班学子42人，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胡仁源、谢无量、贝寿同等，“若群雏之围绕于其母”（黄炎培语），“得先生之陶冶，益晓然于革命大义”（蒋维乔语）。黄炎培认为，其教书育人主旨在于“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

执教特班的蔡元培于1902年4月15日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21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语），“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冯自由语）。蔡元培认为，“革命者，即治病之药也。上海之革命团体，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在蔡元培执掌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蔡元培授伦理课，马相伯授西文，叶浩吾授史学，吴稚晖授国文，钟宪鬯授理科，钟衡章授博物，龚紫英授代数，寿孝天授几何，蒋维乔授理化。最大牌的教师非章太炎莫属。而章太炎“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这两所学校不仅培植革命后备力量，而且成为黄兴、邹容等革命志士来沪的“招待接洽之机关”（蒋维乔语）。

在中国教育会初创期间，蔡元培常以“民友”为号。随着革命事业徐徐展开，蔡元培顿悟道：“吾一民耳，何谓民友？”便取《诗经》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更名为孑民。

由中国教育会会长而光复会会长，而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而中华民国教育总长。马相伯在临终前高呼“伲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马相伯以及上海却把蔡元培唤醒。这位前清孑遗担纲的角色不啻为千年帝制之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