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达苑 · 俞可

西南联大，一个永恒的话题。正在热映的《无问西东》再次为这所为抗战而生的学府谱写一曲田园牧歌。该校1946年解散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纪念碑碑文中赞曰：“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自这段溢美之词始，西南联大便在循环往复的追忆中周而复始地神化。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至于西南联大是不是被构建而成的神话，尚有待定论。该校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则无可撼动。

执掌西南联大校务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有言道：“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汇聚名师易，培育大师难。这是判断大学是否一流的标准。至今荣膺诺贝尔科技类奖项的华人共9位，其中2人从西南联大走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共23位，其中6人为西南联大校友；目前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共29位，其中5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院士更不胜枚举。

杨振宁坦言，“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并声称“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其恩师是物理学一代宗师吴大猷。晚年的吴大猷感叹道：“抗战的一段时间，应是我的研究工作有所成长的阶段，但这段最可贵的光阴，很快地一晃而过，个人成就寥寥，限于能力，更限于环境。这些对于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幸运的是适逢其时遇见一批卓越的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再加上发现了李政道的奇才。”杨振宁与李政道摘取诺贝尔奖，黄昆是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2001年荣登最高科技奖得主宝座，黄授书和张守廉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和纽约州石溪分校教授。

从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王浩被学界誉为“那位自莱布尼兹以来最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G?del）教授的衣钵传人”，执国际数理逻辑学之牛耳。他对哥德尔研究发轫于西南联大就读期间。大一新生王浩在金岳霖课堂邂逅数理逻辑，并“旁听了王宪钧教授开设的符号逻辑课，第一次听到哥德尔的名字”。

这群西南联大学子留学美国后竟然发现，自己的受教育水平绝不逊于西方同龄人。西南联大的文科教育亦然。

许渊冲，首位荣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亚洲翻译家，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1940年欧洲文学史班上最出色的学生。当年10月某夜晚，学校遭日寇军机轰炸，吴宓照常授课，出勤的学生仅二位，其一就是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中，许渊冲深情地回忆道：“吴先生上课时说：欧洲文学古代的要算希腊最好，近代的要算法国最丰富；他最喜欢读卢梭《忏悔录》，认为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是最幸福的生活，是最美丽的描写。这引起了我对法国文学的兴趣，后来去了巴黎大学。”在赠予吴宓之女、作家吴学昭的扉页上，许渊冲慨然写下：“幸从吴师少年游，译诗方得惊人句。”

而未曾留洋的何兆武，仅凭西南联大的外语底子，“文革”期间受中央委托翻译罗素赠予毛泽东的《西方哲学史》，之后又用英文撰写煌煌巨著《中国思想发展史》。在《上学记》中，他写道：“我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在“如云、如海、如山”的西南联大，汪曾祺如鱼得水。中文系教师沈从文对汪曾祺的习作逐字批阅。遇到美文，便亲自寄给报刊发表。汪曾祺1946年前的作品几乎一概由沈从文寄出。“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名师的历史地位和名校的国际地位，最终取决于所培育人才能否跻身大师行列。而这些大师的事业发展道路艰难且漫长，往往耕耘终身方可收获。如汪曾祺，直至60岁才以小说《受戒》蜚声文坛。追忆西南联大绝非炮制一曲神话，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吟唱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