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乔利

次级贷款原本是针对不同信用评级客户设计的产品，以较高回报补偿较高风险，而在实施过程中变为金融机构的投机工具。证券化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却增加了证券市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由于一系列证券化产品缺少透明度，没有经受过经济周期考验，过于依赖市场化体系融资，而这个渠道完全以抵押品担保为主，而房价下跌导致的抵押品贬值，让一系列市场化中介、工具的弱点暴露无遗。另外，信用衍生工具曾在化解信用风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进一步模糊了对冲与投机工具的界限。最终，金融创新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引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科技带来的破坏性创新为解决传统金融的弊端提供新选择，推动着社会和经济的前行。然而，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在解决部分旧有问题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风险，失控的后果更令人恐怖。同以往的金融创新一样，由于技术本身、监管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金融世界的新科技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也会经历一番坎坷。

各类金融中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而它们在追求完美市场路上难以逃脱利益驱动以及与之俱来的设计缺陷。评级中介原本是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创新，但为了牟利偏离初衷，走向制造安全虚幻的道路，为评级标签决定信用的社会带来灾难。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非银行金融中介原本是传统银行的补充，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然而，由于关键时刻没有央行最终贷款人支持，对金融体系构成重大风险隐患。非银行金融中介大多以抵押品作担保，抵押品贬值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性循环，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最早的金融中介，银行在核心功能方面却存在着先天性的弱点：即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之间存在的期限错配。现代银行的使命基于两项承诺，一个是银行承诺保管储户存款，满足储户及时取款和获得利息的权利，以及在商定的时间，承诺借款人的资金供应。这两项承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存款需要保管，保管意味着零风险；一方面用存款发放贷款不可避免对存款构成风险，破坏了保管功能，这就是现代银行所处的难以逃脱的窘境。依靠现有的监管手段和机制，不能保证银行的两个承诺。两者之间的紧张是引发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源泉。传统银行向市场化转型不仅不解决问题，还增添了新的风险。如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一些银行的交易业务曾占据了半壁江山，财务报表更加动态化。这意味着骤然之间，银行利润有可能成倍增长或突然消失。商业银行从信用市场向资本市场的转型更不能确保存款的安全，还未为下一场金融危机播下种子。

为了确保存款安全，监管当局不仅在资本金和流动性管理等方面设置了多如牛毛的限制，还强化了日常检查，但这些举动除了增加运营成本，并未触动银行存在的根本问题。保护存款安全的理想化方案是将银行的存款与贷款功能分开，贷款交给资本市场，但表现无常的资本市场难以令人满意。

银行是一个严格监管的特许经营行业，由于牌照稀缺所以值钱。银行经营的货币是准公共产品，享受国家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出台的各项保护措施，因此，银行不应该是个暴利行业，难怪每次危机爆发后，都有人建议将其归入公共事业行列。鉴于银行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平衡银行收益与社会效益对政府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非银行金融中介利用资本市场满足解决了银行受限的需求，但缺少最终贷款人的保护，而银行有政府做坚强后盾，但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扮演银行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存在着先天的不合理，这正是各类金融中介面临的窘境。

其实，除了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危机外,人们更应该关注金融创新对全社会的深层影响。金融创新在为市场带来活力、疏通资金供需方障碍，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些围绕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工具将住房从消费产品变成投资工具，为追求回报的投资者提供了持有更多债务的便利，鼓励更多借款人超出自身收入借钱，催生房市泡沫。金融创新催生的过度消费也危害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由于金融创新产品和工具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具，特别一些基于投机目的金融创新，少数人凭借对产品设计的熟知程度，牟取高额利润，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拉大贫富差距。自1950年代以来，在金融创新带动下，金融服务业迅猛增长，按占GDP比例，金融资产规模，从业人员以及平均工资急剧上升。以2004年为例，美国金融部门的公司利润占全部国内公司利润的40%，导致富人榜和社会阶梯的顺序发生重大变化。根据《纽约时报》2010年3月31日的文章，顶级对冲基金经理2009年最高25人收入合计253亿美元，其中收入最高的是阿帕卢萨资产管理公司（Appaloosa Management）创始人大卫·泰珀（David Tepper）, 收入为40亿美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