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0年A银行与B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由B信托公司将1.2亿元信托资金用于对C公司进行增资扩股。为此，B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并与C公司股东谢某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约定信托期限届满前，由谢某回购B公司享有的C公司股权）。2012年信托期限届满前1日，C公司向B公司划付1.2亿元用于支付谢某股权回购款。由于C公司债权人毛某认为前述股权回购款应由谢某向B公司支付，由C公司支付无法律及合同依据，B公司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因此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请求法院判令C公司偿还其欠款，并要求B公司在抽逃出资1.2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全部诉请。B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判定B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无须在1.2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说法：

本案中，回购方之一谢某没有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路径支付股权回购款，而是从C公司账户支出，信托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导致回购款面临被认定为抽逃出资的风险。二审法院认定该笔回购款非抽逃出资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根据C公司的审计报告，C公司欠谢某个人借款2.37亿元。C公司是谢某控制的家族企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谢某通过C公司偿还其个人所欠股权回购款，同时抵偿C公司所欠谢某个人债务，符合家族企业的特征，C公司资产不受影响。且根据2015年C公司股权重组后修订的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总额仍为2.2亿元，C公司注册资本未因其向B公司转款1.2亿元受到影响，毛某的债权未受到侵害。2.根据《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B公司虽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成为C公司股东，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参与或者控制C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为了获得固定投资回报，B公司并未实际参与C公司的经营管理。C公司虽向B公司转款1.2亿元，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转款行为是B公司控制C公司实施的，亦没有证据证明B公司参与C公司的转款行为。

该案体现了银信通道业务中银行的法律风险。银信通道业务中，银行资金借道信托公司对外进行投资，由于银行在资金运用、管理和处分中起决定作用，并承担了最终的风险损失，信托公司往往疏于管理。此外，信托投资引发法律纠纷时，因银行并非名义上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亦存在较大障碍。原银监会已于2017年底发文进一步规范银信业务，银行应逐步梳理银信通道业务，还原其业务实质进行风险管控。同时，建议业务人员在办理业务时，应严格按照相关业务流程及合同约定进行操作。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应及时会商法律部门，做到风险防范工作前置，切实防控法律风险的发生。

（张艳）